重生之我在晋察冀 第488章

但现在老解放区都已经进行了轰轰烈烈的士改。

这个时候所谓的“二五减租”，反而是落后的。

“至于担心有人逃离，我认为大可不必担忧。

主席都说过，我们革命来去自由，对于内蒙古这边，也是如此。我们对他们是来去自由。愿意留在中国的，和我们一起建设中国。不愿意留下来的，我们也不阻止。

“乌兰福同志，内蒙不仅战略位置很重要，经济方面也有很大的作用。目前华北农村严重缺乏牛、驴、骤子这些耕地的牲畜，而且羊毛是出口苏联的大宗商品之一。所以我们要调整生产关系，解放生产力，提高内蒙古牲畜数量。还有内蒙古和绥远一带的耕地，我还要安置那些在城市没有工作的人。这些都需要我们统筹安排。但如果内蒙古和绥远一带的草原、耕地依旧掌握在上层贵族和大地主手中，我们任何政策的推行都会受到影响。所以土改工作必须要尽快完成。如果乌兰福同志不同意那么我只能是召开华北局会议。以华北局的名义强令推行。”

发展内蒙畜牧业，同时管理内蒙、绥远耕地，对于华北都是好事情。

内蒙、绥远地区的耕地其实一点都不少。

光是目前拥有的耕地，初步统计就有六千万亩以上。

但因为管理不善，亩产才几十斤，粮食产量有限。包括内蒙畜牧业，虽然经过乌兰福两年的整顿，恢复了不少，但依旧处于落后状态。只有进行土改之后，政府才能够投入更多的资源发展这里的畜牧业和农业。

乌兰福陷入左右为难。

他知道自己无法反对。一旦到了华北局会议上，肯定是无法阻挡魏红军的意见。而且聂帅早早地就打好了底子，平津战役之前就成立了内蒙古军区。

从武装力量上直接压制那些鑫鑫欲动的势力。

“乌兰福同志，我准备面向内蒙古和绥远组建土改工作委员会。陈韬同志担任委员会主任，赖大河同志担任副主任，全权负责内蒙、绥远土改工作。我希望你能够支持。”

第752章 七届二中会议

自从解放军渡河成功之后，全国的革命形势非常好。

中共大势已成，解放军部队已经是势如破竹。

第一野战军已经接连攻克西安、兰州，正在进攻西宁。也就是说，第一野战军已经接连解放陕西、甘肃、宁夏，马上就要解放青海，第一野战军第一兵团第一军和第六军，都已经开始准备计划进入新疆。

目前西北局的情况是，彭德华担任第一书记，贺老总担任第二书记，习中迅担任第三书记。

陕西军区是第一野战军第三兵团改编，也就是原华北军区第三兵团。陕西军区司令员是第三兵团司令员郭田民，政治委员是刘道声，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是王宗怀。

第二兵团改为甘肃军区，司令员许光达、政治委员张德生。

陕西和甘肃都是西北重要省份，因此都是兵团直接转为军区。不过宁夏军区和青海军区，却是军级单位转的。第一兵团第四军改为青海军区。第一兵团副司令员兼第四军军长高伟担任青海军区司令员，张超担任政治委员。原第一军政治委员于秋里担任青海省军政委员会主席，张超担任副主席。

第一野战军第四兵团则是跟着贺老总，越过陕西汉中，进入四川。

长江以南的情况就更顺利。

在三个月之内，湖北、湖南、安徽、浙江、江西、贵州都被解放军拿下。华东军区接连成立浙江军区、皖北军区、皖南军区等二级军区。浙江军区和皖北军区都是第三野战军部队直接转为军区。只有皖南军区是第五野战军部队渡江之后，为了进入江西和福建顺便解决的，最后留下20兵团73军在皖南，直接转为皖南军区。

冯木林担任皖南军区司令员，卢伟生担任皖南军区政治委员。不过随着73军改为皖南军区，皖南军区成为了华东军区的二级军区。73军也脱离20兵团，接受华东军区的指挥。然后跟着第五野战军南下的华北南下干部第一纵队改为皖南区党委和皖南行政公署。

华北南下干部第一纵队纵队长牛书才担任皖南区党委书记，卢伟生担任皖南区党委副书记兼皖南行政公署主任。不过华北南下干部第一纵队从此刻起并入了华东局。

湖南军区成立，王秋云担任湖南军区司令员，韩卫国担任湖南军区政治委员。同时王秋云担任长沙军管会主任，楚河、王守刀为副主任。

湖南军政委员会成立，程前为主席，王秋云、韩卫国、楚河为副主席。韩卫国担任湖南临时政府主席，楚河、王守刀为临时政府副主席。

第五野战军18兵团转为江西军区，邱伟担任司令员，刘树德担任政治委员。江西省委成立，刘树德担任省委书记。华北南下干部第二纵队纵队长卫明担任江西临时政府主席。

同时华中局接连成立华南分局和东南分局。主要是因为华中局太大，负责七个省份，加上台湾、香港等地。而且手底下有第四野战军、第五野战军，一路上整编那么多国军部队，现在加起来都快有200万部队。所以华中局肯定是要进行一定规模的分拆。作为华中局下面的分局，华南分局分管广东、广西、香港等地，东南分局分管江西、福建还有台湾。华中局直接负责河南、湖北、湖南。

杨全武以华中局第四书记，第五野战军代司令员的身份兼东南分局第一书记，王直担任第二书记，张子华担任第三书记，朱亮才担任第四书记。

叶剑影担任华南分局第一书记，邓国以华中局第一副书记的身份兼任华南分局第二书记，罗启容担任第三书记，张云意担任第四书记，方房担任第五书记。在叶剑影还没有到位的情况之下，邓国以华南分局第二书记的身份主持华南分局的局工作。

本来罗启容以代政治委员的身份跟着第五野战军南下的，和第四野战军没有关系。但林帅非常欣赏罗启容，而且罗启容本来就是林帅早年的老部下。因此华中局成立之后，罗启容虽然只是第五副书记，但却是深受林帅支持。林帅没让罗启容继续跟着第五野战军南下作战，而是调到了华中局，协助林帅处理华中局日常工作。此次成立华南分局，中央任命叶帅过来担任第一书记，华中局这边很多人是不高兴的。所以林帅就派了罗启容去当第三书记。

在全国革命形势大好的情况之下，1948年3月3日，中央在易县召开了七届二中会议。这一次会议，除了目前在前线无法赶回来的中央委员和中央候补委员之外，其他的中央委员、中央候补委员全都在场。加上列席会议的干部，参加会议的总共有九十多名，不到一百人。

开始是各位领导的报告。

主席在开幕的时候，代表中央政治局作了《在中国中共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先是代表政治局，汇报了七大开始到现在三年多的时间当中中央的工作报告。然后是从政治、经济、军事、外交各方面进行接下来中央的工作展望。

除了主席之外，伍豪、总司令、修养、任培国，以及从各个地方局的领导干部陈运、聂帅、彭，老总、邓希贤、林帅、高刚、饶书石、陈帅等人都做了报告。

前前后后总共有34个人做了报告。

聂帅是华北局书记，但他这一次做汇报，却不是华北局工作报告。聂帅做的报告是，关于这半年多时间当中，组建政治法律委员会的工作报告。以及对于新中国政治法律委员会未来的工作展望。

至于华北局的报告交给了魏红军这个代理书记。

魏红军因为不是中央委员和中央候补委员，所以这一次七届二中会议当中是属于列席干部。但因为魏红军目前主持华北局、华北军区、华北人民政府的日常工作，所以也特批做了汇报工作。

魏红军在会议当中是非常认真的。

特别是高刚做东北局报告的时候，魏红军是一个字都不敢拉下。魏红军虽然不喜欢高刚的霸道，但高刚的工作能力魏红军非常佩服。东北竟然在短时间之内，工农业产值已经迅速超过张氏父子和伪满时期的工农业产值高峰，屡创新高。

这种能力魏红军怎么可能不佩服。

魏红军也是主持华北工作的，明白恢复经济的困难。虽然华北现在的工农业产值，也已经超过历史最高峰。但这是因为华北有足够的基础，从1942年左右开始，晋察冀就有最足够的后方基础。魏红军有足够的时间慢慢的部署和发展。

相比起华北，党在东北基础是薄弱的。但高刚却在短短两年的时间当中，让东北的经济走上了一个新的台阶。

只有真实处在同一个时空当中才能够理解，为什么历史上“五马进京，一马当先”。实在是因为高刚在东北的成绩太耀眼。他做东北局报告的时候，得到了非常热烈的反响。特别是那些来自地方中央局的干部，对于高刚的成绩很是肯定。历史上高刚还有一大功绩，那就是抗美援朝时候稳住后勤。所以入京之后就能够担任计划委员会主任。

因此魏红军对于高刚的报告尤其重视。

高刚能够把东北经济搞得这么好，必然是有一手的。魏红军肯定也要学习一下。

当然除了工作报告，大家主要讨论的是主席的，报告。

因为主席的这份报告，是主席关于中央下一步工作报告。这份报告一旦通过，那么这就是未来好几年中央的工作方向。几天的讨论之后，大家对于七大之后中央政治局的工作给予肯定。对于主席在报告当中说的中央政治局这几年的工作成绩，也是承认的。

包括讨论这几年各地方局的工作。

华北局风头最盛。

这没有办法，华北的成绩就是好。不管是政治、经济、军事乃至于教育各方面，华北都是遥遥领先其他地方中央局的工作。主席的工作报告点评了各个地方局的工作成绩，华北也是独占鳌头。

会议批准主席在报告当中提出的，由中国中共发起的关于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及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建议。不过会议当中讨论也激烈。很多干部对于民主人士的观感不是很好。

特别是对于一些本来准备北上，但被美国人吓得不敢北上的民主人士。还有已经来到解放区，但前段时间一直在鼓噪中国不能和美国作对，甚至惊慌失措之下和国民党特务联系的那些民主人士，提出了批评的看法。

他们认为政治协商会议也好，成立民主联合政府也好，对于这些立场不稳的民主人士应该进行甄别，不能随便就加入政治协商会议。接下来要成立的政治协商会议，民主联合政府是代表新中国的，绝对不能出现这种人。

最后会议决定，以中共中央的名义，批判这种畏惧列强，不敢争取国家民族独立自由的观点。

接下来是军事斗争。

会议同意主席提出的，彻底摧毁常凯申反动统治集团。本来之前中央的一些文件当中，还有不少关于如何改造国民党部队，改造国民党政权的文件。但随着革命形势越来越好，在这一次会议上废除了原来的很多和平建议。直截了当的要摧毁国民党统治。

然后是革命干部的培养。

把解放军部队看成是培养干部的学校。要让解放军部队成为工作队。

紧接着就是党的工作重心要战略转移。

从1927年大革命失败到如今，由于敌强我弱，党的工作重心一直在乡村。党着重在乡村聚集力量，在乡村开展武装斗争，发动农民实行土地革命，建立革命根据地，为夺取城市作好准备。历史已经证明这个方针是完全必要和完全正确的，并且是完全成功的。不过随着革命形势的变化，敌我力量发生了根本变化，继续采取农村包围城市的工作方式已经不适应了。党的工作重心应该由乡村转向城市，实行由城市领导乡村的工作方式。然而这不等于可以丢掉乡村，仅顾城市，而应当城乡兼顾使城市工作和农村工作、工人和农民、工业和农业紧密地结合起来。但是，党的工作重心必须放在城市。

党必须用极大的努力去学会管理城市和建设城市。在领导城市工作时，党必须全心全意地依靠工人阶级，吸收大量工人入党，团结其他劳动群众，争取知识分子，争取尽可能多的能够同中共合作的民族资产阶级及其代表人物，以便向帝国主义者、国民党统治集团、官僚资产阶级作政治斗争、经济斗争和文化斗争，并向帝国主义者作外交斗争。

然后是党接下来的基本国策。中国革命在全国胜利后，要迅速恢复和发展生产，对付国外的帝国主义，使中国稳步地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由新民主主义国家转变为社会主义国家。为此，全会规定了党在政治、经济、外交等方面的方针政策。

政治上分析革命胜利之后，中国还存在着两种基本矛盾。第一种是国内的，即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第二种是国外的，即中国和帝国主义国家的矛盾。所以要巩固和加强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要强化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共和国的国家制度。

经济上认为接下来新中国会是国营经济、合作社经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个体经济和国家资本主义经济混合的情况。不过对于接下来的经济政策，会议上发生了巨大的分歧。

外交上要走独立自主的道路。不承认国民党时代的任何外国外交机关和外交人员的合法地位，不承认国民党时代的一切卖国条约的继续存在，取消一切帝国主义在中国开办的宣传机关，立即统制对外贸易，改革海关制度。这也是中共在全国大会上第一次明确自己的外交政策。

不过会议上，对于苏联和西方帝国主义是区分的。

伍豪去了苏联拜码头，整体上是成功的。中国和苏联总共达成了三笔贷款，一笔贷款用于购买那些旧机器，一笔贷款用于购买那些旧武器以及苏联帮助中国组建空军、海军、装甲部队等等，最后一笔贷款是苏联帮助中国建立十四项工厂建造。全部贷款下来，超过六亿卢布。

会议代表对于大方针是同意的。

然后是讨论具体的一些东西。

开始出现各种分歧。

第753章 各项政策的正规化

“党的会议要正规化。”

七届二中会议中央酿已久，只不过中美在青岛突如其来的冲突导致中央把精力都放在了战争当中，所以才拖延到现在。因此各地方干部为了这一次会议准备了许久。

大家都知道这一次会议是新中国成立之前最重要的一次会议。这就像是古代那些读书人想要科举登科，然后施展自己的政治抱负一样。

现在新中国要成立。

不管是中央干部还是地方干部，除了隐晦的“加官进爵”的想法之外，更多的是都有自己的政治理念。都想要在新中国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

因为有足够的时间，所以他们都准备在这一次会议上提出自己的观点。主席的报告，是指出了大方向，指出了党的指导精神。大家讨论主席的报告，之后，七届二中会议的主要议程其实是结束了。因为这一次会议主要目的就是为接下来的工作制定方向。

剩下的时间当中，讨论某些代表的具体提议。

任培国代表党的组织工作提出建议。其实这个建议是华北局提出的建议。为了迎接七届二中会议，各个地方局都按照小组模式进行讨论。

华北局这边一直推行的就是各方面的正规化。

各种规章制度要制定的明明白白。

聂帅、董必武都是支持的。

小组讨论之后，有些是华北局干部自己在会议上提议。有些则是需要和中央领导讨论。任培国对于华北局提出的建议非常感兴趣。

和聂帅讨论之后，最终在这一次会议上提出。

“战争年代，我们党好多次会议都无法正常举行。我们党自从成立以来，党的会议时间一直是比较乱的。一大、二大、三大，都是一年召开一次。

后面四大、五大是隔了两年，六大又是隔了一年。

后面的七大直接就是十多年之后。我们这一次召开七届二中会议和七大又隔了三年时间。这都是无奈之下的选择。但现在情况出现变化，全国革命的成功近在眼前。我认为以往影响我们无法正常开会的因素都已经消失。因此我们党的中央会议应该要正规化，会议时间要固定下来。

“我提议，以后党的全国代表会议，应该是隔五年一次。而这五年之内，每一年党中央都应该召开一次会议。就如今年召开了七届二中会议，明年就召开七届三中会议，后年召开七届四中会议，大后年召开七届五中会议就这样。然后再召开八大会议，之后继续这样，八届二中会议、三中会议，五中会议之后就召开九大会议。”

“每年的会议，总结一年的工作，总结成绩和失误。根据情况进行一些小的调整。然后每五年对于政策进行检讨，也调整我党的战略。

党的会议正规化，倒不是什么大问题。

在很多干部看来就是一种形式。

大家并不在意。

但魏红军却非常重视这个。

历史上中国是抓住了柏林危机的机会，进行了三大战役。后面渡江战役的时候，美苏两国都在阻止解放军渡江。这导致中央在很多方面都是非常急迫。迫包括建国。

加上中共是打出来的，虽然也有不少人学历比较高。但多年的战争生涯，大家对于正规化还不是很适应。因此很多方面其实是草台班子模式。

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开的也是比较随意。

就像是八大和九大之间，间隔了十三年。九大到十大，十大到十一大，中间则是相隔四年。没有一个统一的时间规定，会议就变得如此的随意。

这并不是一个好的事情。

只有正规化才能够有更多的约束。

新中国成立之后，党的内部有很多纷争，甚至不少纷争是你死我活，想要躲过去是很困难的。因为中共虽然说是中共政党，但其实内部成员很复杂。有些人是真的信奉马克思主义，是拥有中共信仰的党员。但有的人只是在救国救民的道路当中选择了马克思主义，认为马克思主义可以救中国。但他们并不是真的马克思主义者，真的相信马克思主义。他们之所以选择马克思主义，是看中了马克思主义在年轻人当中的号召力，看中了苏联的成功，以及看中了马克思主义政党的纪律性。他们的愿望不是成为马克思主义者，而是要利用马克思主义让中国完成国家和民族的独立。

特别是抗战时期中共发展速度迅猛，这个时候加入中共，加入八路军的很多党员干部，更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他们更多的是民族主义者，只是为了抗击日寇，选择加入中共，加入八路军。

这样内部思想是比较混乱的。

在抗战时期，解放战争时期，大家是战友。甚至是可以托付性命的战友。可是新中国成立之后大家对于新中国的建设方面，就出现了巨大的偏差。

这就会出现路线问题。

而这些路线问题，加上山头、派系的问题，最后就演变成非常严重的，甚至是你死我活的争斗。

想要避免，是不可能的。不过尽量的减少内部斗争带来的影响，是魏红军非常愿意做的。

想要减少争斗带来的后遗症，最好的办法是必须要各方面都要正规化。

要有一定的规矩。

所以魏红军才在华北小组讨论的时候，提出了这方面的提案。聂帅和董必武都很支持，包括薄树春也认为这是好办法。现在任培国作为五大书记之一，正式在七届二中会议提出。

分量就不一样。

加上大家并不是很在意这个。

毕竟不影响大家的利益。只不过是定时开会而已。所以这个议题很快通过。会议通过了每五年召开一次中共全国代表大会，决定1952年召开八大会议。

任培国之后，董毕五开口道：“党员干部的退休政策也需要正规化。”

“我们中共人不是李自成，不能想着打天下坐天下。跟封建王朝一样，打天下的功臣封王封爵，然后世世代代世袭爵位。这种事情不是我们中共人应该干的。我们是为天下穷苦百姓打天下的政党，不是为了自己享受去打天下的封建农民领袖。既然如此我们的党员干部就要能上能下，要有完整的退休制度。到了年龄就要服老，就要退休，不能恋栈权力。”

“省级以下的党员干部，在六十岁的时候就应该退休。省级以上干部可以延长到六十五岁，如果是中央领导可以延长到七十岁。到书记处书记这个位置，可以延长到七十五岁。

党的会议制度和退休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