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生之我在晋察冀 第698章

　　1956年9月初的时候，中央调查组的报告来到了中央。

　　事情太大。

　　魏红军立马把报告交给了几名常委。

　　主席立马召开了常务委员会会议。主席很生气，因为这一次发生的灾荒，是一次完全用不着发生的事情。现在国家没有粮食吗？

　　不说国家储备的粮食，就说说广西周围的广东和湖南，都有充沛的粮食储备。这几年粮食产量一直在增加，所以各级政府都做了一些储备。只要这一次广西能够认真救灾，那么从哪里调粮食不行。

　　一旦认真救灾这一次的事情很快就结束。那样现在的广西都应该秋收，早就度过了灾荒。可正是因为广西上上下下对于受灾的漠不关心，上上下下互相糊弄的“人祸”，导致不仅出现了严重的灾荒，广西的秋收也是一塌糊涂。

　　三四月份就可以消弭的问题，竟然拖到了现在都没有解决。本来一两亿斤粮食就可以解决的问题，前前后后估计需要花十几亿斤粮食都不一定能够解决问题。

　　当然多花一些粮食，中央倒是不在意。

　　这一次事情最大的问题是真的死了人。虽然因为不少灾民跑到了广东和湖南，因此真正的死亡人数不多。但就算是不多，那也是和平时期死了人。

　　这样性质就完全不一样。

　　“这个事情不能这么结束。按照监察委员会和监察部那边制定的责任划分，必须要对这些干部进行处理。这一次事情广西省委省政府有很大的责任，绝对不能姑息他们。”

　　总司令也生气。

　　新中国成立八年，竟然还出现灾荒，出现饿死人现象。

　　中国这么大的国家出现一些灾害是正常的事情。只要政府能够积极救灾就可以。但广西的问题就不是“天灾”的问题，是广西领导干部的问题。

　　陈曼远当年没有听从上面的命令去冀热辽挺进军，已经让中央有些不满。不过看在陈曼远的资历，往日的表现上，后面中央还是给了他机会。

　　要不然他也没有机会当广西省委书记。

　　但这一次做的太差。

　　不仅自己本身表现不好，对于广西干部队伍的领导也差到了极点。

　　“我认为我们在这些事情的处理上，还是缺乏处罚力度和处罚依据的。”

　　魏红军开口。

　　道：“目前我们的干部，一般出了什么事情，除非是受贿，要不然只是党内处理和组织处理。一般就是免职、党内处罚，搁置一段时间，然后重新起复使用。这样的处理本身就是纵容我们的干部犯错，甚至是犯罪。就像是这一次的事情，广西的领导干部不是犯错，而是在犯罪。明明知道有灾情，却各种隐瞒、漠视，不进行救灾，最终造成了粮荒，造成了饿死人的事情。”

　　“犯错可以理解，可以改正。因为犯错是认识问题、经验问题，所以处理问题上发生了偏差，并不存在故意或者主观上要犯错误。可是我们的党员干部，要是主观上有意的不履行自己的职责，导致发生了严重的事情。那么这种干部就需要更严厉的处理，要从法律层面进行处理。但目前我们没有这方面具体的处罚规定，也没有法律条文。可是如果我们依旧如此，只在党内处理，那么以后这种事情会一而再再而三的出现。”

　　这一次发生这么严重的事情，像陈曼远他们会受到什么处罚吗？

　　并没有。

　　都是党内处理和行政处罚。

　　顶多就是免职，然后是党内严重警告，或者再严重一点就是留党察看，甚至开除党籍都不会有。

　　然后去党校学习几年，或者去坐几年冷板凳，然后过几年还可以出来做事情。陈曼远是行政六级的干部，虽然比其他省份的省委书记级别低了一些，但依旧是属于我党高级干部。发生这么严重的事情之后，转了一圈啥事情都没有，而且以后依旧是高官厚禄。但那些因为他们漠视人民群众的利益，而死去的百姓呢？党怎么给他们做交代？

　　难道犯了如此严重的错误，就这样简单处理了？

　　但这的的确确是目前处理干部的办法。

　　这是魏红军不能容忍的。

　　其实广西发生的事情，在魏红军看来比土改“左倾政策”还要恶劣。因为土改发生的一些问题，很多并不是土改干部有什么坏心思。更多的是土改在中国属于是第一次，所以很多干部认识不到位，执行不到位，所以出现问题。这样的一线干部，就算是犯了错，魏红军也会有一定的包容。而广西发生的事情，就是明晃晃的干部漠视灾情，更严重一点就是漠视人命、漠视人民群众造成的。的

　　一个个都当自己是开国功勋，忘记了参加革命的初衷。和民国时期那些草菅人命，漠视人民群众利益和需求的那些民国军阀官员没什么区别。

　　是真真正正的渎职行为。

　　目前的中央不少方面的思维还停留在战争年代，以战争年代的很多做法处理问题。包括对于犯错的干部，处理的依据也是战争年代的思维。

　　犯了错，党内处理就结束。

　　但这不应该是一个执政党，和平年代的做法。

　　说起来可能不好听。但战争年代人命不如狗，不要说是死几个人，就是几千人、几万人都只是数字罢了。因为战争年代死人太多，一般数量的死人，根本无法引起大家的震动。但和平年代人命就会宝贵起来。

　　战争年代你犯了错误，死了一些人，不会太严重。也不会有人说你是在犯罪。因为本身战争年代就是要死人。

　　但和平年代不一样。

　　和平年代死人不是必须的事情。出现非正常死亡，很多都是因为党员干部处理不当。如果这个时候还是以战争年代的办法处理问题，那么就会后遗症无穷。

　　毕竟出了这么大的事情，上上下下的干部只是免职，党内警告这种处分。其他那些高级干部谁又会在意？那些高级干部背后都有山头，只要没有一棒子打死，都有重新复出的机会。

　　这种处理对他们来说就是挠痒痒一样。

　　没有任何的震慑力，那么以后这种事情还会频繁的出现。

　　“红军同志，那你的意思是？”

　　总司令一直分管党内纪律。

　　所以听到魏红军的话，也比较重视。魏红军道：“我认为犯错和犯罪是不一样的。我们的党员干部在工作当中犯错是难免的，毕竟谁也不是十全十美。但犯罪是触犯法律，是应该接受党和人民的审判。就像是这一次的事情，其实就是省委省政府干部玩忽职守，对于发生的灾害完全不重视，对于受灾群众也漠不关心。下面专区干部和县里的干部不仅不听从下面的汇报，反而打压下面干部的声音，粉饰太平。正是因为广西干部他们的玩忽职守，才会造成饿死人的事情发生。这样的干部必须要从法律层面定罪。”

　　“我提议专门针对我们的干部，应该设立‘渎职罪’。具体的条款法律委员会去讨论，制定相关的法律。以后我们的干部违反党纪的，就进行党内处理。但犯了‘渎职罪’的干部，就要移交司法机关，根据情况进行审判。只有这样强有力的处理，我们的干部才会明白应该怎么做才行。”

　　“渎职罪？”

　　总司令喃喃自语。

　　魏红军道：“是，渎职罪。我们要有一个认识，那就是渎职就是一种犯罪。这不是简单的官僚主义就可以掩盖过去的。党和人民给了你这样的职位，就是要让你在这个位置上好好为党和人民工作。你要是在这个位置上玩忽职守，给党和国家，以及人民群众造成了损失，那就是‘渎职罪’。可以根据损失的不同程度，渎职的不同程度，进行审判。”

　　魏红军现在是政治局常委，相比起处理一两个具体的事情，更多考虑的是建立一套行之有效的体系。

　　其实以现在魏红军的地位和级别，完全可以建议重重处理这一次广西的干部，而且政治局常委这边不会有太大的反对。这样既能让自己心里好受，也给广西受到伤害的人民群众一个交代。

　　这是最简单，最快速的办法。

　　但处理完了之后呢？

　　以后再发生这种事情要怎么办？还要和这一次一样，召开政治局常委会议，要不召开政治局会议？然后根据党内一些领导人脾气、性格，或者当时的喜好来处理事情？

　　这等于是没有规矩。

　　党内几个领导人想要重重处理，就重重处理。如果心情好了，或者看这个干部顺眼，有历史渊源，想要放那些干部一马，那就高举轻放？这一次是魏红军看的很不爽，所以要重重处理。哪一天碰到了魏红军自己的老部下呢？

　　很多老战友过来求情呢？

　　魏红军也不是圣人。

　　只有是人就有喜好，就有亲疏远近，这是谁都无法避免的。魏红军参加革命那么多年，有的是私人关系好的老战友、老部下。他们犯错的时候，有人过来求情，能完全下狠心？

　　魏红军自己都不敢保证。

　　到时候魏红军不说话，其他人看在魏红军面子上，放人一马，就轻轻处理。

　　这都是会发生的事情。

　　而且这样处理真的震慑到了党内干部吗？

　　并不是。

　　因为这一次只是因为魏红军强力要求，才会重重处理。

　　难道以后发生这种事情，魏红军这个政治局常委又要一马当先冲出去？那成什么样子。省一级的干部魏红军可以开口，难道发生在区县一级的事情，也需要魏红军出马？

　　如果区县一级发生事情的时候，省里的领导和中央想的不一样，那么处理也会不一样。这样就是随性，完全看领导人的心情。这样的处理怎么可能有威慑力。

　　所以最好的办法还是要形成一个制度。

　　有了一个处罚的依据，有了一个制度，以后发生这种事情才不需要魏红军出马。各级监察委员会，监察部，包括公检法部门都可以根据法律条款介入。只有这样才能够形成全面的监督，才能够真正的震慑党内干部。

　　所以魏红军考虑的不是这一次事情怎么处理，而是利用这一次事情怎么建立一个新的，让党内干部都能够遵守的法律条文。

　　大家都在考虑魏红军的提议。

　　这可不是小事情。

　　一旦中央真的决定设立“渎职罪”，那么这一次广西的事情，光是要判刑的就不是一个两个。只不过现在还没有“渎职罪”，广西这一批干部算是运气好了。

　　“我支持。”

　　总司令率先开口。

　　道：“我负责党内纪律以来，查获了不少渎职的干部。渎职的后果有大有小，但因为一直以来我们对于干部渎职没有明确的法律规定，所以只能是党内处理和组织处理。但处理之后，他们的级别还在，最多就是调到赋闲单位。又或者降低他们的级别，但他们依旧是干部身份。可是有些干部渎职的后果非常严重，而且完全是党员干部的责任。但也没有更深的处罚。”

　　“要是设立‘渎职罪’，那么那些案子就能够真正从重处理。也能够给更多的党员干部一个震慑。”

　　总司令负责党纪工作，所以见过各种渎职的案子。

　　渎职会产生非常严重的后果。

　　主席掐灭了手中的烟，道：“说得好。杀一儆百，杀一人可以救百人。我同意设立‘渎职罪’。广西的事情来不及使用‘渎职罪’，但这一次也要重重处理，让大家引以为戒。红军同志，书记处那边先拿出一份处理方案。而且我提议这个案件要在九大议程当中，让同志们在九大上公开讨论。正好可以在九大上也讨论讨论关于‘渎职罪’的事情。”

　　主席不可能不生气。

　　中央为了应对赫鲁晓夫“秘密报告”如临大敌，谁能够想到广西捅了这么大的篓子。

　　“我也赞成设立‘渎职罪’。”

　　聂帅点头。

　　以往公检法办案的时候，对于很多党员干部是非常恼火的。

　　因为只要没有受贿，没有经济问题，那么这些党员干部除了强有力的警察系统之外，根本不把检察院和法院系统放在眼里。就算他们做错了，在他们看来也轮不到检察院和法院管自己。

　　当然目前来说，检察院和法院对于党员干部的确是没有多少办法。新中国处理干部主要是党内处理。

　　最后常务委员会会议上，一致同意设立“渎职罪”。不过这样的罪名，需要法律委员会那边先讨论出具体的条款，等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通过。

　　至于广西的问题，常委会议决定先让广西省委省政府配合钱英他们完成赈灾善后工作。

　　先让广西稳定下来。

　　但已经决定对于广西干部进行一场大手术。常委会议要求组织部那边先拟定广西省委书记，广西省长，广西副省长候选人名单，然后交给政治局讨论。至于陈曼远他们的处理，先让书记处拿出一份方案，然后在九大之前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最后确定。

　　常委会议结束之后，魏红军以书记处第一书记的名义，代表政治局常委会接连下发了好几份文件。先是给钱英发电报，要求钱英负责后续的善后工作。一个是受灾群众家里要安抚，一个是要保证广西接下来的农业生产。

　　然后给广西省委省政府发电报。

　　要求陈曼远他们必须要配合好钱英的工作。

　　接着魏红军给广东省委书记罗启容，湖南省委书记周肖舟打了电话，希望他们配合钱英，支持广西的赈灾。主要是希望这两个省份拿出一部分粮食先借给广西，让广西度过难关。等以后广西缓过来，再还粮食。这两个人魏红军都熟悉，罗启容不用说，周肖舟魏红军也非常熟悉。

　　因为抗战的时候，周肖舟就一直在冀中军区。解放战争的时候，调到冀热察区党委担任宣传部长，当时就是魏红军直接领导的。后来华北局成立，又担任华北局宣传部副部长。华北局组建南下干部团，周肖舟又担任干部团副书记兼宣传部长。华北局的南下干部团大部分都跟着第五野战军进入了江西、福建、安徽，还有一部分进入了广东。但也有少部分跟着第四野战军，特别是王秋云部一起进入了湖南，接管了湖南。

　　周肖舟就是其中一个。

　　因为周肖舟在抗战之前担任过主席秘书，主席对于他的能力非常信任。八大之后中央点了周肖舟的名字，让他担任湖南省委书记。

　　部署了这些事情之后，就是九大的广西代表团的问题。

　　如果没有这个事情，那么广西九大的筹备工作就是广西省委负责的，主要就是陈曼远负责的。以陈曼远的资历和级别，九大上选为候补中央委员的可能性很大。但现在陈曼远已经不适合负责这么重要的事情。

　　陈曼远这一次连自己的九大代表资格都保不住，更何况是负责广西的九大代表选举工作。

　　因此魏红军和邓希贤商量广西九大筹备的安排。现在离九大满打满算也就五个来月的时间。其他省份的九大代表选举都快要结束了，很快就要给中央上交代表候选人名额。

　　但广西现在还没有开始。

　　所以必须要尽快的恢复广西九大代表选举。

　　魏红军和邓希贤商量，又跟修养同志、陈运同志、聂帅他们讨论之后，决定刚刚从越南回国不久的韦国庆同志南下广西。临时担任广西九大筹备会主任，广西九大代表团团长。要求韦国庆去广西，全权负责广西九大代表的事情。

　　在魏红军忙着这些事情的时候，“波匈事件”开始爆发。

996 波匈事件

波兰经过了“波兹南事件”之后，情况一直都不好。

　　早在斯大林同志去世之后，苏联对于东欧的控制力就下降了很多。这个包括对于东欧国家的政治、经济、思想各方面，乃至于对于东欧各党的影响力也下降很多。所以才会出现“柏林事件”和匈牙利党中央改组等事情。

　　其实换句不好听的话来说，还是新上任的苏共领导人赫鲁晓夫他们，没有了以往斯大林在东欧的那种威势，或者没有那种“凶名”。不说二战苏联红军横扫欧洲的威势，就说东欧各国政党都是见过斯大林时期肃反运动，甚至不少人是直接参与过的，所以本能的对于斯大林是畏惧的。

　　斯大林只要活着，就能够压制住东欧那些反对派。

　　但很显然赫鲁晓夫在这方面根本无法和斯大林相比。

　　波兰这边也是如此。

　　斯大林去世之后，波兰社会也松了不少。因此1955年年初，波兰就开始出现一些知识分子组成的民间团体，不到一年时间就有了四十多个这种团体。这些团体从成立时候开始，就不是接受政府领导的团体。或者说他们就是反政府的知识分子团体，主要做的就是批评苏联和波兰政府的政策。只不过波兰政府已经没有精力去压制这些声音。

　　他们在知识分子和学生之间的影响力很大。

　　因为他们很多本身就是高级知识分子，在学界地位不低。现在他们公开开始批评波兰政府的一些政策，得到了很多在校学生的支持。

　　因此从1955年开始波兰国内舆论环境越来越恶化。等到1956年5月份“秘密报告”传到了波兰之后，波兰局势更是瞬间迅速恶化，局面根本控制不住。这些知识分子团体，本来只是抨击政府一些主张，但还没有到跟政府提出政治诉求的地步。

　　但“秘密报告”之后就完全不一样。

　　整个波兰党内外的思想都乱了。波兰党中央光是解决党内思想问题就已经精疲力尽，根本没精力管这些舆论。因为相比起中共，东欧国家对于斯大林同志的推崇更深刻。因为中共是自己打出来的天下，所以有自己的开国领袖、革命领袖，东欧则是缺乏自己的革命领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