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生之我在晋察冀 第786章

魏红军也在考虑这个事情。

可以规划一些全国性的工业展览会农业展览会这种。工业展览会可以分的细一些，什么汽车展览会，机械工业展览会等等。至于其他乱七八糟的展览会，全都要停办。

要不然全国各种展览会实在是太多。

中央部委要办展览会，地方政府也要办展览会，全国一年大大小小几百个上千个各种名义的展览会，浪费大量的资金。

当然里面也有一些是必要的展览会。

所以还是要规划好，不能跟现在这样混乱。

“你们预计此次精简机构，要缩减多少人?”

主席放下书记处报告，询问魏红军。

魏红军道:“我做过简单计算。行政单位经过撤销和合并，裁撤30%左右，最少可以减少30000人。事业单位裁撤30%到

40%左右，可以减少十万人到十二万人左右。”

“这些裁撤的机构和人员，有的下放地方，有的合并之后裁员，进行重新安置。

”

“整体目标是裁撤15万人，加上他们的家属，整体缩减70万人。”

“这几年北京人口增长速度太快，出现了很多问题。管理难度成倍的增加，物资供应压力也大。”

主席想了想道:“北京人口的膨胀是要控制。我最近看北京市委的报告，因为北京人口的增长，所以这几年北京的医院，学校一直在增。北京这些高校毕业的学生，都想要留在北京。

魏红军立马附和道:“是有这个趋预

因为当初主席提出基层医疗问题，目前卫生部一直在推动乡村医生，也就是历史上赤脚医生模式。

个是可以大规模的消化多出来的高中生，还有一个是吸纳和改造大量原有的民间医生，最后一个当然是为了提高农村医疗水平。

可是这种乡村医生发展模式，只是没有办法之下选择的。乡村医生整体来说平均水平是比较低的。

想要带动基层医疗的发展，基层必须要有一定水平的医生存在。只有基层拥有一些高水平医生，才能够继续推进基层医疗的发展。

“卫生部那边也在推动，动员一些高水平医生去县里坐镇，提升基层医疗的水平。”

很多事情喊口号容易，实际做起来是非常困难的。

就像是高水平医生。现在全中国正规医学院校毕业的医生才有多少，更何况是高水平医生。

高水平医生都是各个城市，各大医院的宝贝。你让他们去县里当医生，本人愿意吗?家属愿意吗?毕竞县里任何方面都不如城市。

如何动员他们去基层，如何保证他们去基层之后的利益，都需要卫生部和地方密切合作。

“恩。

主席在书记处报告上写“印发报告交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阅读，三天后政治局扩大会议正式讨论。”

然后交给了田家营，让他拿去处理。

主席转移话题道:“你看看这个。”

魏红军接过主席递过来的文件，发现是建筑工程部部长万利的报告。主要是讲目前建筑工程部出现的纷争。

万利今年44岁，本来是山东省委的干部。但后来去了冀鲁豫边区，解放战争成为了晋冀鲁豫干部，是邓希贤的爱将。

邓希贤之所以器重万利，是因为他的工作真的很出色。

解放战争时期第二野战军在中原筹备粮食，只有三十来岁的万利，每次都能够超额完成任务。从来没有耽搁过第二野战军需要的粮食。当时邓希贤就对于只有

31岁的万利大加赞赏。

后来第二野战军进军西南，万利在四川整顿当地工业，给部队紧急生产需要的武器弹药，也是圆满完成任务。

正因为万利战争年代这种表现，所以邓希贤才会如此器重万利。后来调到中央负责城市建设，万利的能力也是让主席总理他们刮目相看。就像是北京的标志性建筑，大部分都是万利主导之下建起来的。

特别是人民大会堂的建设，只用了十个月时间。所以主席才赞扬万利“你姓万名利，做起事来，果然是一日万里啊。”

九大之后，中央把关系到建设的单位，如建设委员会，建筑材料部，城市建设总局这些单位都并入到建筑工程部，万利担任建筑工程部部长。

这几年国务院有些领导，主要是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年和李雪峰等领导，要求建筑工程部的城市规划应该降低规划标准

(如人口规模、道路宽度和绿地面积等)，要求建筑工程部修改原有的很多城市规划方案。还批判城市规划建设工作中存在规模过大、占地过多、标准过高和求新过急等“四过”的突出问题。

李先年现在负责计划委员会，对于城市规划最为敏感。毕竟城市建设消耗的资源最多。

个城市扩建，需要的钢铁，水泥玻璃，铜，电缆，这些都是惊人的。可是现在全国经济蓬勃发展，全国都缺乏原材料。光是为了钢铁问题，中央都召开了多少次会议。

所以李先年就抓着建筑工程部狠狠地批评，说他们“好大喜功”，城市规划完全超出现在的需求。如果按照建筑工程部的规划进行城市建设，会进一步加剧全国钢铁这种原材料不足的局面。

李雪峰也是几次召开建筑工程部会议，批评建筑工程部的工作。

被李先年和李雪峰他们这样批评，万利可不服气。万利认为建筑工程部就算是有些工作问题，但也没有这么严重的地步。

万利认为某些国务院领导这种批判有些“上纲上线”，而且这种批评严重影响广大城市规划工作者的积极性。导致建筑工程部目前的工作人员情绪低落，不知所措，思想观念受到很大的禁锢。

所以万利给自己老领导，日常主持国务院工作的国务院第一副总理邓希贤写了报告，表达了自己不同的观念。邓希贤把这份报告转给了主席。

等魏红军看完之后，主席道:“你怎么看?”

“主席，我大致上同意万利同志的意见。我认为批评城市建设当中出现的一些问题是应该的。但城市规划是科学，不应该对于城市规划如此苛刻。甚至在批评之下，还有人要取消城市规划，这是不对的。”

“就像是北京，现在人口已经突破

800万。如果北京的城市规划，只是考虑眼前的需求。那么根本跟不上人口增长速度。如果没有科学的规划，城市建设会一塌糊涂。”

“新中国成立之后，城市建设的确是出现了一些贪大求全的问题。但国务院对于建筑工程部的要求又走向另一个极端那就是只关注眼下的需求，远景规划不搞或很少搞了。不是强调近期规划和远景规划相结合，而是只强调从近期出发，只安排当前建设。这样的结果会让我们的城市规划人员束手束脚，不敢想，不敢说，不敢做。

主席点头道:“我也是这么认为的。

我们很多同志虽然学习马列主义，但并没有真正理解什么是矛盾的对立统一。容易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

“说起我国的城市建设，我国的古代房子，我看了几个城市，比如开封、北京，我很不高兴，但我看看青岛、长春的建筑就很好，城市建设非常适合，我的心情就很好。我这个人是有一点崇拜外国吧。外国的好东西，为什么我们不搬来呢?外国的长处，用得着的东西，我们就是要搬来。”

“现代化城市建设，我们就是要大胆的学习。学习苏联，学习美国，学习欧洲，学习日本。城市规划是城市建设当中非常重要的东西。要考虑眼前的需求，也要考虑城市未来发展的可能。”

“你代我召开一次全国城市建设会议，纠正目前城市建设当中混乱的思想。

要让我们的城市规划人员，大胆的学习国外先进的城市建设经验。结合眼前需求和远景需求，制定适合我国城市发展的规划。”

主席说完这些之后，道:“红军同志，你要是主抓中央全面工作，你看谁比较适合主持书记处工作?

魏红军一愣，不明白主席的意思。主席道:“随着中南半岛爆发战争，国际共运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中南半岛爆发的战争，会把国际共运带到什么方向，冷战会出现什么变化，都是未知数。我要抽出更多的时间来考虑国际共运的发展问题冷战的走向。”

“还有，我想要更多的思考一下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分配问题，公平问题，发展问题。看看能否在共产主义社会之前社会主义阶段如何平衡公平和效率的分配理论问题。”

“以及我想抽出更多时间去地方调查。我国太大，各地情况都不一样。每个地方都有不同的历史和文化。”

“我现在年纪大了，精力也不比从前。如果处理太多日常工作，就没有时间进行更多的思考。

魏红军这些年提出的很多理论，工农商政策也都是围绕着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主席也是从中受到很大的启发。所以主席想要更深入的思考一下社会主义阶段更多的问题。

就像是马克思从社会发展规律总结出共产主义一样。主席也想要在理论上研究社会主义发展的问题。

如何在保证公平情况下还能够保证效率，如何在“按劳分配”情况下考虑公平。主席要的不是鱼与熊掌兼得，而是考虑如何找到一个平衡点。

但这个对于马上就是七十岁的主席来说，是非常消耗精力的。所以主席想要把很多的日常工作让出来。

“九届五中会议马上就要召开，我想向中央委员会推荐你代表我临时主持中央工作。”

“主席，这个

“只是代表我主持中央工作。你要是工作做的不好，该批评我还是会批评你主席笑着说话。

主席本来是想着十大的时候，让魏红军开始主持中央工作。

但随着魏红军这两年平稳的解决赈灾问题，还有提出的政治理念让主席非常认同，所以主席才决定让魏红军全面主持中央工作。

而且主席只是让魏红军代表主席主持工作。这样就算出现什么问题，主席在后面也能够兜得住。

“到时候要有人替你主持书记处日常工作。本来我想过让你以书记处第一书记的名义主持中央工作。可是后来一想，如果这样的话，之前对于书记处的改革就失败了。所以你代表我主持中央工作。”

主席给魏红军递上一根烟，道:“书记处处理日常工作，是很重要的地方。你年轻，精力比我充足，可以每隔几天主持召开书记处会议，或者听取书记处报告都没有问题。所以书记处需要一名处理日常工作的干部。你觉得谁比较合适?”

主席突然要让魏红军主持中央全面工作，的确是让魏红军有些惊讶。不过魏红军也没有失态。

九大之后，魏红军越来越多的代表主席主持中央不少会议。这两年更是频繁的代表主席召开会议。

所以魏红军是有这方面的心理准备的。只不过比想象的早了一些而已。

“您认为陈谈秋同志怎么样?陈谈秋同志工作作风稳重，熟悉书记处工作。”

主席点头道:“陈谈秋同志不错。”

其实这个是很好选的。

魏红军只是代表主席主持中央工作依旧是书记处第一书记。所以主席的意思是选择一个人当书记处第二书记，替魏红军主持书记处日常工作。

目前能够替代魏红军主持书记处工作的只有两个人。一个是中组部部长陈谈秋，一个是文教工作委员会书记邓合。因为他们两个人都是政治局委员，主持书记处工作，政治局委员是基本要求。

目前书记处推动的很多党务工作，都是陈谈秋直接负责的。而且陈谈秋毕竟是一大代表，党内资历深，更适合负责书记处工作。

“组织部的工作，你看谁比较合适?

“罗启荣同志，宋仁穷同志，安子温同志，都是比较合适的人选。”

中组部可是重要地方。

这三个人都是级别高资历深，和中央领导关系很深。罗启荣是中央保卫局出身，宋仁穷是秋收起义出身，安子温长期在修养同志的领导之下革命。

宋仁穷和安子温都是中组部的老人熟悉中组部的工作，这是他们的优势。但他们相比起罗启荣有一个很大的劣势，那就是他们两个人都是中央委员。而罗启荣是九大的政治局候补委员，九届四中会议之后行使政治局委员的权利。

“这个我们在政治局会议上确定。三天后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就由你代表我主持会议。”

1098中国的政治经济学

在召开政治局会议之前，魏红军召集了陈波达和中央政治研究室的一些干部以及计划委员会副主任兼中央专委办公室副主任薛木桥，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纪超鼎，国家统计局局长兼经济研究所所长孙叶方，财政部税务总局副局长古准等人。

都是目前中国社会主义理论方面和经济学方面的大佬。

相比起在大学纯研究学术的经济学教授，魏红军更相信薛木桥，纪超鼎这些直接参与国家建设的经济学家。因为他们可以把自己的经济学理论用在实践当中，他们熟悉中国经济发展的过程，也熟悉目前中国的经济情况。

“同志们，我国‘政治经济学’目前主要研究的书籍是，‘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政治经济学教程十六分册’‘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三本书。这三本书的出现，标志着苏联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已经初步建立。”

“这三本书是苏联社会主义经济理论探索当中，拥有举足轻重地位的，为社会主义经济发展提供了较为完善的理论基础。

“但苏联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也有一些问题。如整体编写重复性多，前后观点出现矛盾，可读性方面比较差。同时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教科书先提出经济规律，然后找论点证明规律。而不是分析经济发展问题，最后总结归纳经济规律。

“当然更具体的一些问题，我们后面慢慢讨论。”

“苏联这本‘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主要是总结了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

但这个经验不完全符合我国的经济情况。”

“苏联人口不到两亿，但我国人口有六亿五千万。苏联的工业人口集中在重工业上，也特别强调重工业为先的战略。但我国在发展重工业的同时，还有足够的人口发展轻工业和农业。”

“十月革命之前的白俄虽然经济落后，但已经有一定的工业基础。所以苏联的十月革命发生在大城市，工人阶级是革命的主力。但我国在近代是落后的农业国，是半封建半殖民的国家，因此是走了‘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

“可以看出我国和苏联在革命成功之前政治经济基础上就有很大的不同。因此苏联结合他们的历史和革命，以及社会主义建设，总结出来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和我国的历史，革命，社会主义经济发展上是有不少区别的。”

“今年是我国建国13个年头，这十来年我国在社会主义经济发展上也有了很多经验可以总结。新中国成立之后，主席就提出了不发达的社会主义阶段和发达的社会主义阶段，一直到九大的时候正式发展成为‘社会主义阶段论’。我国也明确现阶段的中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不同的社会主义发展阶段，会有不同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作为指导。”

“所以主席要求我们写出自己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会议之前我已经给大家送过去我写的‘大纲’。大家都是理论大家，经济学家，要一起参与我国自己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编写当中。我写的大纲只是我的一家之言，会有很多不足之处，所以大家有什么想法都可以大胆的提出来。这样我们才能够写出能够指导我国社会主义经济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

魏红军这段时间一直在根据中苏两国关于“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内容，弄出了中国自己的“政治经济学”大纲。

但魏红军毕竟不是完全搞理论的，而且魏红军的工作很忙。不可能一本书都要魏红军亲自编写。

所以必须要组织笔杆子，参与具体的编写。魏红军要做的就是制定整体脉络然后进行最后的审核和整改。

魏红军的“大纲”，前面的部分其实和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没有太大的区别。因为大家都是马列主义一脉相承的，整体布局上是不会有太大的改变。

就像是苏联政治经济学研究当中绝对不能错过的重要书籍“政治经济学教程十六分册”，算是社会主义国家政治经济学最典型的写作脉络。

第一部分介绍了政治经济学的对象和研究方法、资本主义以前各社会形态的生产方式以及资本主义生产的前期准备过程。

第二部分主要理论来源是“资本论”，批判分析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该部分内容基本遵循“资本论”的叙述逻辑，依次分析了资本的生产过程、流通过程以及资本主义生产总过程，运用大量史料和数据论证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

第三部分理论基础是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考察了垄断资本主义(帝国主义)

的生产关系。该部分考察了资本主义近半个世纪的发展状况，从理论和历史的角度批判了帝国主义的垄断本性，揭示了帝国主义的经济特征和历史命运。

整部书对于苏联早期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涉及的主要问题作了全面总结和深入考察。不但阐明了政治经济学的对象及方法，而且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全面系统地考察了自由竞争时期和垄断竞争时期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

而后面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是把

“政治经济学教程十六分册”的内容进行精炼。从商品及其属性的分析拓展到货币的本质及职能，进而扩展到资本主义再生产和经济危机理论。从逻辑主线上看，主要内容围绕批判分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展开。

“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比“政治经济学教程十六分册”更多的部分是，因为斯大林同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出版，所以编入了大量斯大林同志的观点。

“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关于这部分也就是社会主义经济过程的研究可以分为三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