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大白菜的苦逼
这些年随着东方广场的不断建设，孙明远搞出了一条庞大的东方院线，又大手笔收购各种文化产品版权，亏本拍电影电视剧，还搞了网络文学网站，还有孙明远和侯天宇搞出来的娱乐电视台，这一切都说明孙明远正在为文化产业的大繁荣在做准备。
看到了这一切，鲍常委不管是为公，还是为私，都想做一些事情，人生到了这一步，总不能浑浑噩噩，他一直在等待机会，现在他发现机会真正来了，通过推动这一块的改革，他不仅会提高威望，还能保持相当长的影响力……
体制内，从来不缺受夹板气的人。
那些处长、科长们，夹在最高决策层的"改革意志"与权贵阶层的"守旧利益"之间，此刻是最难受的一群人。
民宗委某处长刘洪福，这几天都没有睡好，他的手机也都没有停过。同学、朋友、亲戚，有问"是不是说的就是你"的，有看热闹的，有幸灾乐祸的，也有真心替他担忧的。他一律没有回复。
他坐在自己那间不算宽敞的书房里，看着孙明远博客里那句话："一个处长就敢拿着剪刀嘀嘀咕咕，这个不行，那个不行，改名字也就罢了，有什么删掉一些东西，电影情节就乱了，到时候我因此损失的钱你来赔偿？真当我们资本家的钱是大风吹的！"
刘洪福感到一种难以言说的委屈与愤懑。
他在这个岗位上干了将近十五年。十五年里，他审核过多少部电影电视剧？数都数不清。他修改了多少"不符合规定"的内容？也数不清。他从来没有觉得自己做的这些，有什么不对。
毕竟，这都是"规定"。
只是，那些"规定"，从来没有白纸黑字地列在哪里。
有时候是上级领导的一句话，有时候是一个内部传阅的"通知精神"，有时候只是一种心照不宣的默契——某类内容，最近不宜出现。至于为什么，没有人解释，也没有人问。
"你审核的时候，心里有没有想过，你的决定对创作者意味着什么？"回到家中，他和妻子抱怨，但妻子反问了一句。
刘洪福愣了愣。
"孙明远说的有道理，他投了几千万，拍了一部影视作品，结果因为你的一个意见，改来改去，甚至于要删除好长一段。
我记得你说过一部电影，这一次也有人提到了，我上网看了网友的评论，他们说那部剧的结局完全看不懂，前后不连贯。有很多人猜测是被删减了。"妻子叹了口气，"那三十分钟，你删的时候，有没有想过，那是人家一整年的心血？"
刘洪福想说"我也是没办法，我也只是在执行上面的意见"，但这句话，卡在喉咙里，说不出口。
因为他知道，说出来，也是逃避。
那些"上面的意见"，有时候是具体的，有时候是模糊的。当意见模糊的时候，他完全可以"宽松"处理。但他习惯性地选择了"从严"——因为从严，出了问题，有依据；从宽，出了问题，是他的责任。
现在，孙明远说要"审查实名制"，说审核人员要"承担责任"，刘洪福突然意识到，如果这个制度真的推行，他这十五年的工作方式，将会被彻底颠覆。
他将不再能够躲在"体制"后面，用"规定"做挡箭牌。他的每一个判断，将会有他的名字相对应，将会被剧组、被观众、被媒体拿来审视和质疑。
这个想法，让他感到一阵眩晕。
但更让他眩晕的，是另一个念头悄悄地冒出来：
如果真的实名，如果真的公示，如果真的要为每一个决定负责——也许，我会做出更好的决定？这个念头，太不安全了。他赶紧把它压了下去。
北京某区文化执法大队，副队长赵新建，是个更"接地气"的基层干部。他的工作，是配合上级进行文化市场的日常检查——盗版光盘、违规演出、违规经营等。
他平时和孙明远这种级别的人，完全不在同一个世界，但孙明远的博客，还是在他的同事圈里引发了讨论。
"孙明远说的那些，是影视审核，跟咱们没关系吧？"一个同事说。
"有个屁的关系。咱们干的是最基层的活儿，上面怎么说咱们怎么干。他批评审核不透明，但你让他来我们这儿干一天，看看能不能透明起来？"赵新建说，语气里透着一股实诚的疲惫。
"我就说一件事。"赵新建点了支烟，"前两个月，我们去检查一家书店，发现有几本书，有问题，我去请示上级，该怎么处理。上级说，'把握原则，该查就查，该没收就没收'。
这'把握原则'是什么意思？我问了三个不同的领导，三个人给了我三个不同的答案。一个说'看内容'，一个说'看出版商'，一个说'看当前形势'。我最后怎么做的？我按最严格的来，全部没收，万无一失。"
他吐了口烟，苦笑："那书店老板哭得稀里哗啦，说那些书是正规出版社出的，不是违禁书。我也知道可能有点冤，但我怎么办？我总不能去担那个责任。"
"孙明远说，审核不透明是'封建遗毒'。"另一个同事说，"他说的有没有道理？"
"有道理又咋样？"赵新建磕了磕烟灰，"有道理也得干活啊。标准不清楚，责任最终还是我们这些小角色的。他搞什么审查实名制，我就更惨了，以后我没收哪本书，名字都要上网？那算了，我不干了，我去送外卖。"
这话，引来一阵哄笑，但笑声里，透着真实的辛酸。
还有另一类中低级干部，他们的反应，截然不同。
文化部政策法规司的一位年轻科员陈曦，看完孙明远的博客，用了整整两个小时，在笔记本上密密麻麻地写下了自己的思考。她是法学硕士出身，进入文化部工作不过三年，对现行审核制度一直有许多困惑。
孙明远的博客，把她心里那些模糊的困惑，用清晰的逻辑串联了起来。
她写道："孙先生说的'越缺德，越模棱两可，拳力就越大'，这句话，精准地描述了法律领域中'执法裁量权'的滥用问题。
当法律规定过于模糊，执法者的自由裁量空间过大时，权力寻租的空间也就随之扩大。这是一个普遍性的法律和治理问题，不独审核制度为然。"
"孙明远提出审查实名制，审核意见也要告知被审核单位，允许申诉，本质上是将行政权力的行使纳入信息公开的轨道，这与中央近年来推进'政务公开'的方向是一致的。"
"人民评审团的建议，涉及到行政决策过程的社会参与，是公众参与机制的一种尝试，在学术界早有讨论……"
她把这份思考整理成了一份内部报告，通过正常渠道递交给了部里，她不知道这份报告最终会流向何处，也不知道会不会有人看，但她觉得，如果有一个人看了，有一点点用，那就值了。
而此时在微博，话题#孙明远审核博客全文# 和#审查实名制你支持吗# 同时跻身热搜前三，并且持续盘踞在那里长达四十八小时，拒绝被任何娱乐新闻撼动。
配合博客发出的那个投票，选项设置非常简单：
支持审查透明化（实名制+意见公示）
反对审查透明化
无所谓
投票上线十二小时内，参与人数突破了一千五百万。
支持审查透明化：82.7% 无所谓：13.1% 反对审查透明化：4.2%
而微博评论区，是最直接的民意表达场。
@历史系研究生刘暮雨： "孙明远引用的周总理那段话，我之前完全没见过，专门去查了，是真实的。周总理在1961年说的。
然后我就在想：如果连周总理的观点，也被某些人用'不合时宜'四个字打发掉，那他们依据的是什么权威？比周总理还高吗？"（转发十八万，点赞三十四万）
@人在广州打工仔阿明： "说真的，我不懂什么海斯法典，不懂什么民宗委，我就知道我花钱买票进电影院，看的那个东西被人剪了一半，逻辑都不通，我的钱打了水漂。孙明远说得对，你剪，你赔钱啊！"（转发九万，点赞二十一万）
@某不愿透露姓名的导演（认证为影视从业者）： "看了这篇博客，一边看一边哭。真的哭了。不是感动，是委屈。
我们在这行干了二十年，太多太多的故事，没法讲给外人听。孙总把这些话说出来了。我们说这些，没人理，他说，可能还有点用。希望有用吧。"（转发十四万，点赞二十九万）
当然，也有反对和质疑的声音，而且这些声音并不是一边倒的批评，而是提出了一些真实的问题：
@媒体观察员陈楚生： "孙明远的博客，在批评层面说得很好。但我有个疑问：他提出的'公众参与审核'，在实践中是什么样的？如果一部涉及性少数群体的电影，公众投票说'不喜欢，禁播'，我们要不要执行？多数人的意志，就等于正确吗？
审核的核心，本来就不应该是'人民是否喜欢'，而应该是'是否侵犯了某种权利'。孙明远混淆了这两个问题。"（转发五万，点赞十一万）
@法律人小胡： "孙总提出审查实名制，我法律人认为这个方向是对的。但有一个执行层面的问题：如果审查官员实名公示，他们会面临巨大的公众压力和骚扰，这可能导致另一个问题——审查官员为了自保，反而会变得更保守、更严苛，不敢批准任何边界性的内容。透明化是好事，但需要同步建立审查官员的职业保护机制。"（转发四万，点赞八万）
@某位不同意孙明远的网友： "孙明远确实是大资本家，是政协常委，没错。但这意味着他可以代表'人民'吗？他的亿万粉丝代表了十四亿中国人吗？
他的投票，有多少是真实的、独立的民意，有多少是被他的影响力裹挟的？我支持审核改革，但我不支持用'孙明远的投票'来代替'人民的意志'，这两者不是一回事。"（转发六万，点赞九万）
这条反对意见，引来了孙明远本人的直接回复——一条简短的微博，配上了他博客的链接：
@孙明远本人： "这位朋友说得有道理，我的投票不能代表全部人民。但正因为如此，我才呼吁建立更广泛的、更系统的公众参与机制——不是用我的投票代替，而是让所有人的声音都有渠道进入决策过程。
这正是我想说的。另外：我从来没说我是'人民代表'，我说我有权发声，代表我自己。"（转发十六万，点赞三十一万）
知乎上，有法学教授写了一篇《从行政法视角看孙明远的"审查实名制"建议》，严肃分析了这个建议的法律可行性，结论是：在现行行政法框架下，实现审查意见公示在技术上是可行的，但需要专门的法律授权，否则会牵涉保密法的相关条款。
有传播学学者写了《谁有权定义"人民喜闻乐见"？——兼评孙明远的公众参与主张》，从传播学和政治哲学角度，细致辨析了"受众偏好"与"内容审查标准"之间的本质区别，认为孙明远提出了一个真问题，但给出的解决方案过于粗糙。
有电影史学者写了《从海斯法典到中国审核制度：一个比较研究》，详细梳理了美国海斯法典的兴衰史，与中国现行审核制度进行平行比较，结论是：两种制度有相似的历史根源，但中国制度的问题在于"明文规定少、自由裁量空间大"，而美国海斯法典的问题在于"过于详细的道德规定导致艺术表达的全面压抑"。
那些嗅觉敏锐的市场化媒体，则以前所未有的力度，对孙明远的博客及其引发的讨论进行了全方位、深层次的报道。
《新京报》连续三天推出专题报道，采访了数十位导演、编剧、作家、学者，让他们讲述在现有审核制度下，作品被卡、被改、被枪毙的真实经历。
其中一位电影导演含泪表示，他的作品因为一个“不符合国情”的细节，被要求删改三分钟，而这三分钟恰恰是影片高潮的关键部分，最终导致影片上映后口碑票房双输。导演直言：“那三分钟，剪掉的是我十年心血，也剪掉了我对这个行业的信心。”
《南方周末》则发表了长篇调查报道《“红线”之下：文化审查的边界与代价》，通过大量案例和数据，分析了审核制度对中国文化产业的隐性损害。
文章引用孙明远“损失的钱你来赔偿？”的质问，指出高昂的审核成本和不确定性，已经成为阻碍文化产业发展、吓退民间资本投资的巨大障碍。
报道呼吁，必须建立一套透明、可预期、有问责机制的审核制度，才能让中国的文化产业真正腾飞。
《财经》杂志则从经济学角度切入，刊登了《文化审核：一笔算不清的账》的分析文章。文章指出，模糊的审核标准和不确定的审核周期，极大地增加了文化产品的投资风险，使得大量资金宁愿流向房地产等传统行业，也不愿进入文化领域。
这种“寻租空间”也为权钱交易提供了温床，导致了文化领域的“劣币驱逐良币”现象。文章通过翔实的数据推算，如果中国文化审核制度能够更加透明和合理，每年能够释放出数千亿的文化市场价值。
这些报道虽然措辞相对温和，但其内容选择和观点导向，都在强烈呼应孙明远的博客。他们为孙明远的“炮轰”提供了大量佐证，极大地扩大了社会对审核制度的反思和批判。
事实上，孙明远的博客，最深远的影响，或许在于它唤醒了广大群众内心深处，对公共事务的参与意识。
那句“人民的呼声”，那句“这是我们应有的权力”，那千万级别投票的数据，让无数普通人意识到，他们不再只是旁观者，他们也可以是变革的推动者。
张玲，北京一家外企的年轻白领。平时工作繁忙，下班后喜欢刷剧、看电影。她对文化审核制度的感知，更多是来源于对烂片的吐槽，以及对某些好片被删减的遗憾。
她是在午饭时间刷微博时看到孙明远那篇博客的。一开始，她只是抱着看热闹的心态点进去。但当她读到“只告诉你红线，却不告诉你红线在哪里”，以及“损失的钱你来赔偿？”时，她突然觉得被触动了。
“好像是这么回事啊！”张玲自言自语，“我们看电影看电视，凭什么要被那些我们都不知道是谁的人，随随便便决定？”
当她看到孙明远引用周总理那段话时，“人民喜闻乐见，你不喜欢，你算老几？”张玲反复咀嚼着这句话，心里涌起一种莫名的力量。
她点下了孙明远博客文章末尾的投票按钮——“支持”。
这是她第一次主动参与到这种公共议题的投票中。以前，她觉得这些事情“跟我没关系”，或者“说了也没用”。但这次，她觉得“跟自己有关系”，而且“说了也许有用”。
张玲把博客链接转发给自己的小姐妹，并写道：“孙明远这次说的太对了吧！支持审核透明化！让人民的声音被听到！”
很快，她的朋友圈炸锅了。有同事表示赞同，觉得“早就该改了”；也有朋友提出质疑，“他一个资本家，是不是有自己的私心？”。张玲回复：“有私心又怎样？只要他说的有道理，推动了进步，就比那些光说不做的强！”
这场小小的朋友圈讨论，让张玲第一次认真思考起“文化治理”和“公民参与”的问题。她发现，原来自己并不是那么麻木，对社会问题并非毫无感知。只是以前，缺乏一个被唤醒的契机。
张玲和好友回来的时候，遇到了李阿姨，一位六十多岁的退休教师。她对互联网并不太熟悉，但听到张玲和朋友的聊天就有些好奇，回家询问儿子，儿子就把孙明远的博客文章读给她听。
当儿子念到周总理那段话时，李阿姨的眼睛亮了。
“哎呀！这话好！周总理说得多好啊！”她激动地拍着大腿，“我们年轻的时候，国家就是这个样子！文艺百花齐放，只要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都可以演。那个时候，电影多好看啊！歌多好听啊！”
她开始回忆起年轻时看过的那些老电影、听过的那些老歌，言语中充满了怀念。
“现在呢？电视里都是些什么东西？一点意思都没有！”李阿姨抱怨道，“我孙子现在都看日本动画片了，美国的动画片也看。问他为什么不看国产的？他说国产的太幼稚，没创意，还动不动就删减！”
她对孙明远博客中提到的“日本成人电影”的例子感到有些尴尬，但她也理解孙明远想表达的意思：有些审核，确实荒唐可笑。
“这个大资本家孙明远，有胆量！”李阿姨对儿子说，“他说的很对，不能什么事都捂着盖着。老百姓眼睛是雪亮的。该改的，就得改！”
她让儿子帮她在孙明远的投票里点了“支持”。她觉得，这是在为国家的文化发展尽一份力，也是在为自己那一代人的记忆，发出一声呐喊。
此时在国际舆论场，孙明远的博客迅速成为一个分析"中国变量"的经典素材。美联社的报道标题是《中国超级富豪抨击审查制度，网民响应热烈》。
文章重点突出了投票数字——一千三百万参与者，以此渲染"中国民间对审查制度的强烈不满"。文章在结尾处加了一段颇具西方中心主义色彩的评论："这一事件再次证明，中国的审查制度面临来自内部的压力。然而，鉴于中国政府对意识形态控制的一贯立场，此类民间呼声能否真正转化为制度变革，前景并不乐观。"
BBC中文网的处理则相对克制，文章题为《孙明远与文化审核：一场关于"红线"的中国式博弈》。BBC记者注意到了孙明远文章中一些微妙之处：他批评的是审核制度的具体操作，而非审核制度的存在本身；他的语气是愤怒而建设性的，而非颠覆性的。
文章援引一位不具名的中国学者的观点："孙明远是一个深谙中国政治语境的玩家。他知道边界在哪里，知道什么话能说，什么话不能说。他这次挑战的，是制度内部的腐败和失灵，而非制度的合法性。这是中国精英阶层试图推动渐进式改革的典型路径。"
《纽约时报》则重点关注了孙明远引用前领导人的"政治操作"："在中国的政治语境中，援引革命前辈的话语，是一种高明的自我保护策略，也是推动改革的有效话语工具。
孙明远引用前领导人'人民喜闻乐见，你不喜欢，你算老几？'，其实是在用CP自身的话语逻辑，来批评CP官僚体系的偏离。这种'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策略，在中国政治文化中，历史悠久，往往有效。"
法新社发的报道则透露出一种"隔岸观火"的轻松感：《中国富豪孙明远又出手：这次轮到文化审查官员》。文章语气颇为活泼，回顾了孙明远近年来的一系列"大动作"，从香港服务业整顿，到教育改革投票，再到炮轰民宗委，称他为"中国改革派势力的旗帜性人物"。
并打趣道："这位中国首富，似乎有一个改造中国的宏大计划，而且他正在系统地、耐心地，一个领域一个领域地推进。"
一位德国汉学家则在他的个人博客上写了一篇颇为深刻的分析文章，他的核心观点令人印象深刻：
"西方媒体习惯于将孙明远的每一次公开发声，解读为'挑战体制'的英雄行为。但这种解读，往往忽略了一个关键事实：孙明远本身就是这个体制的深度参与者和受益者。
他不是体制的外来颠覆者，而是体制内部改良力量的代表。他的意义，不在于他要推翻什么，而在于他要修正什么。这种内部压力，往往比外部压力，对中国的实质性变化，更具决定性的作用。"
"孙明远这篇博客，让我想起了历史上那些站在权力中心、却勇于直言的改革者。他们不是革命家，但正是他们的存在，使得革命在某些时代成为了不必要的选项。"
到了这一步，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孙明远搞出来的博客、微博这些东西，具有空前的颠覆性，他打破了过去信息传播的壁垒，让不同社会阶层、不同教育背景的人，都能直接接触到核心的公共议题。
作为第一代超级网红，孙明远用直白、犀利、充满力量的语言，唤醒了沉默的大多数，激发了他们对自身权利的认知和对社会进步的渴望。
这种全民参与的热情，是过去任何一次文化争论都无法比拟的。它不仅形成了一股巨大的舆论压力，也为决策层提供了了解民意、推动改革的强大动力……
此时在上海疗养院，几个退休老人在喝茶聊天，他们又一次提到了孙明远，“老赵，你看新闻了吗？孙明远又在搞事情了。”老钱说。
老赵推了推老花镜：“看了。说得在理。咱们年轻时，文艺多繁荣啊！《茶馆》《雷雨》《红色娘子军》……现在呢？都是些什么玩意儿！”
“但审核也有必要。”老孙插话，“现在有些电视剧，胡编乱造，歪曲历史。不管管不行。”
“管要管得对。”老赵说，“不能乱管。孙明远说得对，要透明，要讲道理。不能几个处长关起门来就定了。”
老钱笑了：“你发现没有，孙明远说话，特别像咱们年轻时那些老干部——直来直去，不绕弯子。‘你算老几’——这话多硬气！”
“因为他有底气。”老孙说，“孙明远对国家发展影响很大，关系到几百万人的饭碗，他的技术很厉害，卫星火箭都在搞。国家不得不重视，他当然敢说话。”
“敢说话好。”老赵总结，“总比那些只会说‘是是是’的强。国家要发展，就要听不同声音。”
“互联网虽然乱糟糟的，但总体是个好东西！”
几位老人点头。
他们这代人，经历过更严格的年代，也见证了改革开放。他们比年轻人更懂得“改变”的不易，也更珍惜“说话”的权利，孙明远让他们想起了某个久远的年代——那时，人还可以说真话，想了想，一位老爷子把电话打给了何主席……
事实上，根本不需要老同志们打电话，何主席现在也非常关注，他思绪复杂。他见过太多试图挑战既有格局的人——有些被体制消化，有些被体制摧毁，有些在某个节点上选择了妥协，成为另一种意义上的体制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