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五星天皇 第330章

　　闹事的叛军打飞了板垣征四郎的座驾后，自然更加激动，有些开始大开杀戒，有些则一边鞠躬一边试图冲入皇居，和天闹黑卡痛陈利害。

　　皇居北翼的近卫第三联队这才感觉到情况不对劲，在城墙上鸣枪示警。

　　于是闹事叛军干脆向西冲入了靖国神社，去那边找精神慰藉去了。

　　等叛军离开后，武英雄才姗姗来迟，带着妇女总会的女兵、女警，跑过来救场子。

　　“发生什么事了？”

　　他明知故问，演技高超。

　　大家纷纷指向护城壕，表示板垣征四郎下去了。

　　武英雄探出身，看着半截漂浮在水上的小汽车，低声喊：

　　“板垣君，还活着吗？”

　　20世纪的小汽车，在炮弹面前就和白纸差不多，小汽车部分已经毁灭性的损失，而好在车后座的门是开着的，司机与秘书死了，不妨碍后座的板垣逃命。

　　此时，板垣征四郎才面如白纸的从水里探出头来，扑腾着喊：“九条公，救命啊！”

第三百二十一章 日本卖国贼、蒙古统一作战（5400字）

　　当浑身湿漉漉，全身骨折了三四处的板垣征四郎被从护城壕里捞起来的时候，皇居北门附近已经挤满了近卫第三联队的人。

　　理论上还是近卫混成旅团长的武英雄对他们发令：“闹什么？去追查那些乱臣贼子！”

　　倒霉的板垣征四郎说不出话，直接就近送往日比谷医院救治。

　　随后，武英雄和许多人一起进入皇居，去拜见裕仁。

　　听闻自己的陆军大臣竟然在皇居门口遇刺，裕仁的表情也不是很好看。

　　武英雄严肃的表示：

　　“陛下，是时候戒严了。”

　　但这却首先遭到了宫内省的拒绝：

　　“不行！二二六的时候都没有全城戒严！”

　　说白了，还是面子问题。

　　其他人也不支持戒严，大家都眼观鼻鼻观心，其实已经表达了对板垣这家伙的不支持态度。

　　毕竟从泄露出来的文件上看，板垣征四郎这家伙说是卖国贼也没错。

　　他竟然支持从支那撤军，不索取政府赔款，这不是日本卖国贼是什么？

　　于是，没有人发声，也没有人决断，这次拜访也无疾而终，结果只是要求快速缉拿真凶而已。

　　武英雄回到家，九条梅丽雅快步跟在武英雄身后，神色激动的比划着：

　　“哥哥，我觉得我们现在非常危险！”

　　武英雄却捏着耳朵琢磨着：

　　“算算时间也差不多了，我跟陈翰章说了很多次，让他先解决伪满兴安军来着。该有下一个坏消息传来了。”

　　一个接一个的坏消息，正好为这场冲击做调料。

　　......

　　诺门罕战场。

　　指挥部内，远东军指挥层，正在和苏联顾问团讨论。

　　陈翰章讲解战场：

　　“小松原道太郎仍旧在玩他们的侧翼袭击战法，认为只要把我们的渡河部队分割起来就能赢。他拉侧翼，我们也拉他的侧翼！”

　　这属于是日军在中国战场上打除路径依赖了，以为只要不停的拉侧翼就能拉崩远东军。

　　因此，远东军决定：

　　“我们要吃掉敌的伪满仆从军。”

　　这就是兴安军，也是日本人整活催生的次级傀儡之一，是满洲国的蒙古自治军。

　　“敌兴安军的1、2、4、5、6、7、8、9、12共9个骑兵团总计约一万一千人。敌司令名为乌尔金·加尔玛耶夫，是布里亚特蒙古人。十月革命后，在内战中举家搬迁到了辽宁沈阳，并与白俄分子联络。”

　　乌尔金·加尔玛耶维奇·加尔玛耶夫，听名字就知道，这是个俄化布里亚特蒙古人。

　　这是一个身高近两米，体重200斤的布里亚特蒙古瘦脸大汉，生于后贝加尔州，也就是白海省，是一个非常虔诚的佛教徒，也是早期布里亚特蒙古独立运动、泛蒙古主义的参与者。

　　不过他不是蒙共，而是白匪。俄国十月革命之后，乌尔金看着共产党攻城拔寨，于是带着家人东逃入东北，定居在沈阳，与东北数十万的白俄分子们厮混在一起。到九一八事变时，就成为日本人扶持的兴安蒙古军头目。

　　他的存在，其实是用来控制兴安伪军的诸多汉化蒙人。

　　苏联顾问们更有兴趣的问：

　　“这样的白伪顽敌，你们要怎么做？”

　　这可是一万多骑兵。

　　李荆璞模仿着戏剧里的人物姿态，拿腔作调道：

　　“今日只需一席话语，便使其倒戈卸甲，以礼来降。”

　　理论上来说，时刻带着一把镶嵌日本天皇菊。花纹军刀的乌尔金，确实不太好搞定。这个家伙的军刀，手柄还是成吉思汗的狼头。

　　这种人是死硬的反共分子，自然是很难说服了。

　　你主义不同、民族相悖、文化乖离，怎么搞定他？

　　毛子并不懂蒙古的民族关系，也不懂东亚这一块复杂的文明底色：

　　朱可夫就认为：“像这样的人，必须消灭才能解决。”

　　陈翰章和李荆璞却并不这样认为。

　　他手上还有一份武英雄给他的锦囊妙计，故而摆着手：

　　“杀什么？看我略施小计。”

　　说着，他带着人出去召集部下。

　　远东共和国也是有骑兵部队的，那就是布里亚特蒙古骑兵旅。

　　虽然双方的关系仍然有点僵硬，但这些布里亚特人还挺乐意于在远东部队服役。这边的共产党不像俄罗斯人总歧视他们，觉得他们智商低没脑子，也不像苏联中央对宗教信仰大开杀戒，把布里亚特人传统的喇嘛和萨满全部杀绝。远东的治理相当自由。

　　来到这里，陈翰章找到了提前准备好的秘密武器。

　　就和说服布里亚特骑兵停止反抗时一样，远东共和国派出了精神核弹。

　　和尚！

　　远东共和国派出了一个豪华的宗教游说团队，为首者是蒙古甘珠寺的小活佛、其次是布里亚特喇嘛，然后为了说服兴安军里的汉化蒙古人，还额外编了一个汉传佛教的浙江大和尚。

　　三个佛教大和尚举起白旗，绕路来到兴安军的军阵中。

　　大伙本来就不是良人，过来只为吃日本人的军粮，看到大和尚代表对面登门，便纷纷不敢折腾。

　　一看到这么三个宗教代表来到自己面前，虔诚的乌尔金直接就是一个五体投地，扔了日本天皇赐的刀，两米高的大壮汉匍匐在地上砰砰的磕头。

　　三个和尚代表远东，向乌尔金讲述了本国的佛教宽容政策，以及诸蒙古设省自治的诸原则，接着便要求乌尔金‘投入正途’。

　　布里亚特老喇嘛很会谈判，他拿出刀表示：“你若不归正，我就自杀在你面前。”

　　这属于耍无赖，但乌尔金立刻又跪在地上不停的念佛经，接着就同意反正。

　　其余人就更好解决了。

　　这个队伍里的人很多，除了乌尔金，几乎都是汉蒙混同的两族知识分子。郑凤翔、滕续文、包善一、白云航、包豹臣、郭文通、王海山、王海峰等。

　　除去他们的日奸身份，他们还同时兼具了传统中华天朝的勋贵与臣民属性、蒙东认同的地域属性、泛蒙自治运动的民族属性，甚至和蒙疆一样，里面也有一堆共产国际的间谍，还有阶级属性。

　　接下来的故事并不复杂，远东共和国只要求一句话：“反正归国，以求大道。”

　　这句话的含金量，只有经过传统儒学教育的人才读得懂。

　　所以搞定他们，比俄化的乌尔金还要简单。

　　郭文林、乌臻秦、绰罗巴图尔、巴特拉玛布坦等兴安军高层不在这里，但他们即便在这里，一个日本傀儡（伪满）的傀儡（兴安自治），走狗的走狗政权，也没那个胆量和铁书记叫板。

　　因此一群人从帐篷里出来，把部下纷纷叫齐。

　　他们先用蒙语大喊：

　　“兄弟们，蒙古人不打蒙古人！”

　　不过这句话只有一小部分人能听懂，大部分人都是听不懂思密达的表情。

　　因为大部分兴安军参与者日常用汉语交流，有些甚至日语讲的比蒙语溜。兴安军内部由日寇强行规定，一切公文和操令都要讲日语。蒙语确实是缺乏运用空间。

　　于是他们又用汉语大喊：

　　“中国人不打中国人！”

　　这下大家都听懂是怎么回事了，这帮日本人培养的蒙古将领又跑回去反正了。

　　这倒也正常，苏炳文、凌升已经造过两次反了。

　　如此一来，兴安蒙古军随即一哄而散。大家也非常娴熟的开始跳反。

　　一半人跟着乌尔金、王海峰等人骑马前去反正。少部分回马缩回满洲国军的军营，有的人迷茫不知所措被远东军俘虏，许多人直接抛弃战马和武器，顺着东边的小路自己就逃回老家去了。

　　这一幕，把隔壁的23师团看傻眼了。

　　这是我的仆从军啊？

　　你们往哪走？

　　把马还回来！

　　眼看着自己的仆从军当场瓦解，小松原道太郎气得直接晕倒。

　　11000人出征，回来只剩下了不到3000人（诺门罕战役后这支部队整编为第二师的人员数字），还是光杆司令，枪和马都丢了，回来吃日本人的大米来了。

　　满洲国军一口气损失上万，丢失大量战马驮马后，更大的问题就是南方诺盖高地被远东占领。

　　这使得第23师团被一口气切断了与白阿铁路的联系，远东共和国的火炮逐渐可以覆盖到为23师团运输补给的日军公路。

　　如此逆天的一幕，仿佛令人回到了中国古代战场。

　　别说日本人看不懂，苏联人也看不懂。

　　并不知道远东共和国派出了善于摇唇鼓舌的蒙古喇嘛，或者说看见了也认不出来的苏联观察团在自己的小办公室里开会。

　　朱可夫很迷惑：

　　“看不懂啊。这是怎么完成的？那个被中国人同化的满洲利亚人，施展了什么样的魔法，又是怎么让一个布里亚特蒙古白匪，还有那些喊着‘蒙古独立’的蒙古人突然就顺从自己的呢？”

　　将陈翰章称之为‘被同化的满洲利亚人’，是一个一战和二战期间，沙俄/苏联那边经常使用的术语，背后隐含着苏联/沙俄对东北这块19-20世纪之间才开发的热土，所若隐若现的另一种‘认同’。

　　这种‘认同差异’，在武英雄与斯大林关于阿尔泰边疆区归属权问题上讨论时就有体现。

　　在武英雄看来，这是中国文明所属的瓦剌，从唐朝时这里就是了。

　　在苏联继承了沙俄的国土民族来说，这是叶卡捷琳娜与乾隆两个君主的争端下，选择投奔了俄罗斯的边疆民族，是他们主动选择了归属俄罗斯，因此不能称之为‘征服’。所以阿尔泰民族属于苏联/沙俄已达160年。

　　在20世纪，就像蒙古、满洲利亚/东北/满鲜一体，每一个边沿、争端、交错的土地与民族，都不得不在多套叙事中燃烧。

　　罗科索夫斯基也十分感兴趣，作为日后的苏联三驾马车，他现在还是一个骑兵师长，因此对骑兵更感兴趣：

　　“敌人一万多名骑兵当场崩溃，竟然有一半人选择投奔了远东。他们究竟使用了什么我们不理解的手段呢？”

　　在苏联人那继承了沙俄又依靠苏式马克思民族观自我发明的新的世界观中，他们认知里的东北边境，汉人喜欢经商卖伪劣商货和鸦片骗老乡钱，还喜欢睡人姑娘生娃后跑回关内老家，行为混乱而邪恶，不适配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缺乏文明革新的内核；包括各种东北少数民族在内的满洲利亚人，则大都被汉人换种（指找姑娘生娃后跑路）与同化，基本上就是亚洲印第安人，或者说被汉人同化的东北原住民（这一过程仅用了约50年）；蒙古人则十分混乱复杂，但低智商也无组织力，极端虔信，还不如鞑靼人。聪明的蒙古人，则大多体现在其落后的上层阶级，且大都同样混乱邪恶，受汉人文化浸润，体现出文化冲突的混乱。

　　苏联人的这种认知，不是他们的独有创造，而是发源于欧洲的那种歧视民族观的在俄国残留，即便苏联带来的新式的平等思想革新，但对于俄罗斯人来说这种变化还没有深入到民间，也并未完全革除，课本上的东西学习完再结合刻板印象，反而更让人难绷了。

　　如果苏联人翻阅远东共和国批驳日本人从欧洲学到的这套民族歧视观念的文章，很快就会感觉有点似曾相识。是的，日本人天天挂在嘴上的‘支那人低等，不足以建立独立国家，必须要日本引领’的狗屁理论，也是从欧洲黄祸论时期偷过来的舶来品。

　　这就是欧洲列强世界观塑造的舆论霸权。

　　它在不同的国家塑造了共同的认知，用他们刻板而毫无理解性的描述，尝试去盲人摸象般解析，并解剖亚欧大陆上最后一个没有崩溃的古文明国家。

　　总之，苏联这帮人对东方文化的理解十分贫乏，对于信仰和文明所拥有的重量也不甚明悟，也就更不理解东方人之间复杂的关系与敌我转化了。

　　他们只能得出一个结论：

　　“东方人似乎总有摆平东方人的能力。”

　　其实朱可夫带队过来还有另一个任务，就是评估远东共和国的管理层到底在忙着干什么，以及考评1942年公投后，苏联要用什么样的态度接纳这个畸形怪胎，以及如何处置这些变幻多端的中国人。

　　尤其要考察诸多远东领导人的特点，注意其中的民族主义分子，甄别可靠的人与反苏分子。

　　朱可夫不知道的是，其实他们居住的这个帐篷下面，还埋了窃听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