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埔第四杰 第142章

但是，虽然有军事人才，而且质量还都不错，但数量不够。

因此黄埔军校得继续开，赣州军校（黄埔武汉分校的部分教员留在赣州附近办的）也要办起来。

“叶……叶校长。”

见到叶剑英，陈天衡敬礼，并且喊出了叶剑英的新头衔：黄埔军校的校长。

“不会吧，你们一个个改口都改得飞快。可我现在还一直觉得自己是教学主任，”叶剑英说，“军校重开，如同重建，千头万绪，简直忙死我了。”

陈赓：“叶校长，幸亏你把战研会的书籍和笔记藏起来了，没搬到南京去。尤其是笔记，这可是战研会的最核心的文件呢。”

叶剑英：“我当然知道笔记是最重要的。上面多少沙龙讨论的记录，多少战役推演的过程和总结。”

蒋先云：“战争研究会重开了，青年军人联合会也重开了，我们的那个黄埔又回来了。”

陈赓：“还有我的红星宣传社也回来了。”

……

“战争研究会，是我校学生中有志于深入钻研军事科学与战争科学的优秀学员组成的研究团体。战争研究会的宗旨是‘全球视野，着眼未来，研究战争，打赢战争’。”

黄埔复校的大会，叶剑英要宣布几件事情。

“战争研究会的会长，也是创世者，是陈天衡。在校战争研究会的在读学员会长，是七期的陈士矩同学。在读学员的会长，会随着学员的毕业而轮替变化，但是会长，当然就是陈天衡，这个不会变。”

陈天衡站起来立正，同时用眼神示意陈士矩也站起来，两人向在场的人敬礼致意。

“青年军人联合会，是在恽代英等教员的帮助下成立的黄埔军校的进步军人组织。现在，青军联已经扩展到我们军队中，成为不限于黄埔学员的进步军人革命组织。”

“青年军人联合会的会长、创始人，蒋先云。在读学员会长，是七期的王震同学。”

蒋先云和王震站了起来。

叶剑英：“红星宣传社，是致力于革命的文学宣传、军事的文学宣传的黄埔军校军人组织。现在，红星社也已经扩展到我们的军队，是我们军队的政治干部、军事宣传干部中最优秀的分子的组织。”

陈赓‘咳咳’了两声。

叶剑英：“红星社的社长，经我们做了艰苦的工作，现在——”

“邀请到了鲁迅，周树人先生，担任红星社的社长！”

掌声。

鲁迅站起来，稍微朝在场与会者点头致意，说道：“是叶剑英将军坚持邀请我来。还有在场的一位我不便透漏姓名的人士，也无所不用其极地劝说我来。我只好勉为其难地同意了。但我必须事先说明一点：我是荣誉社长，荣誉就是只有个称号，我不管事的。”

陈天衡嘿嘿笑了，当然手里还是在使劲鼓掌。

鲁迅坐下，叶剑英：“鲁迅先生是红星社的荣誉社长。红星社的社长是——”

“郭沫若！”

……

鲁迅和郭沫若现在并排坐在一块儿了。

当然两人没有对骂也没有动手。鲁迅左手夹烟，郭沫若右手夹烟。

鲁迅全集里有没有骂（批评）郭沫若的文字？有。但那是圈里人之间笑骂几句而已，就好比大学一个宿舍的，上下铺骂一句‘玛德智障’，谁也不会把这当真吧。

“……我们从离开南昌，就没有火车也没有轮船了，全靠两条腿走路啊！老天，我从南昌两条腿走到赣州，又从赣州折返回来走到宜春，走到铜鼓，又走到的长沙。噢，在长沙坐了一小段火车，到株洲和安源。”

“……然后又没得火车坐了，走啊走啊走。我是第一次步行穿过五岭呢。南方的山，一层又一层叠着，有时候你会觉得那些山很远，可一下雨，雨后天晴，那山，就好像‘嗖’地一下来到了你的视线之内。把你吓一跳。”

郭沫若说起来滔滔不绝。鲁迅也难得地饶有兴趣地听郭沫若述说自己的光辉足迹。

陈天衡：“老郭你要是会骑马就没那么累了。”

“我有马啊，给我配了一匹马，而且我也会骑马，只是猗兰她身体不好，行军途中有一般的时间在闹疟疾，我还是照顾女同志的好，马应该让给他。”

彭猗兰此刻就静静地坐在郭沫若身边，听到郭沫若提起自己，羞涩地低头笑了。

郭沫若抽完一支烟，左右转转脑袋，彭猗兰明白了，把装烟灰的茶缸拿过来让郭沫若放烟头。

“郭！沫！若！”

炸雷般的女声在小会客厅外回响，郭沫若吓得赶紧把火柴扔了：“……不对呀！慕兰不是随武汉中央往苏联撤了吗？”

陈天衡：“随共产国际北撤的中央机构人员一直在陆陆续续返回归队，咱们行军路上不就经常有归队的嘛。黄慕兰和她们汉口妇女部几个同志在归绥离队，经北京，再到天津坐船，是上周到的广州。”

“糟了！糟了！”

……

长洲岛黄埔码头。

陈天衡提前告退，离开小会客厅到了码头边等船。

等了一会，船还没靠码头，但蒋先云陈赓赶过来了。

陈天衡：“黄慕兰和彭猗兰两位同志没打起来吧？这俩，一个女特工，一个武汉军校的女教官，打起来可就热闹了。”

陈赓：“没有，她们两个一起在打郭主任。”

陈天衡：“……”

蒋先云：“哎！船来了船来了！”

从香港开来的蒸汽滚装船，鸣笛靠码头，码头工人七手八脚系缆，船上的船工也把甲板的篷布掀开准备卸货。反正整个广东都是自己的地盘了，没什么需要隐藏的。

雷诺FT-17坦克。

一共五辆。

陈天衡如释重负：“这五个老伙计，在徐州蚌埠一别半年，我还挺想念的！”

蒋先云：“我们也想念得很。不过，最后拼凑出来的就五辆吗？”

陈天衡：“车况最好的三辆送到南京展览去了，这五辆算是工程师尽力了，……也够用了。”

这批坦克就是在津浦路会战中击毁或者被奉军放弃的那一批雷诺FT-17。在打扫战场时陈天衡和黄维稍作了手脚，这些开不动的坦克便被当做废铁，请捡废品的来处理走了。当然，来捡废钢的公司也是陈影开的。

这批坦克收拾起来，经海州（连云港）运送到香港新界的农村，又找工程师修复了一下，收拾出5辆能开的，现在全送了过来。

除了五辆坦克，滚装船上还有卡车，就是津浦路会战前第一师用的那批R.E.O的1925年款Speedwagon。

陈天衡：“叶校长已经开始筹建黄埔军校装甲机械化系了，这五辆坦克和卡车，就是装甲系的教具。”

蒋先云：“这民用卡车我们给它挂上装甲板，还跑得动路吗？”

陈天衡：“教学用嘛，用帆布蒙上就可以了。对了，装甲系首先要招一批进修班学员，从现役军官中挑选。第一军这边我挑好了人选，情报通信参谋谦登若宪，一师侦察营的关麟征，二师侦察营的戴安澜。第四军也挑几个人选，重回黄埔学习装甲机械化作战？”

陈赓：“陈天衡，你看，……我想回来学，行不行？”

第一百三十一章，纪念巴甫洛夫同志

“一鞠躬。”

“二鞠躬。”

“三鞠躬。”

一晃眼，黄埔军校&革命军的首任军事总顾问巴甫洛夫殉职——溺水身亡已经三年了。叶剑英今天率黄埔的教员、一期学员代表来到巴甫洛夫墓，扫墓悼念。

长洲岛的墓地，墓碑上“帕维尔·巴甫洛夫（1892-1924）”的字样标识出了墓主人的身份。但巴甫洛夫的遗体不在这里。

根据巴甫洛夫本人生前意愿以及家属的要求，1924年底，巴甫洛夫的棺木运回苏联，安葬在莫斯科瓦甘科沃公墓，长洲岛的墓里后来放入了巴甫洛夫生前使用过的一些物品，墓碑保留，以供黄埔的师生纪念他。

“巴甫洛夫同志在苏俄内战时是红军的高级指挥员，曾率领突击群步兵旅与弗兰格尔马赫诺、安东诺夫叛乱分子作战，战后担任红军步兵高级指挥学校校长。1924年4月，他接受苏共和苏军的派遣，不远万里前往中国广州，担任黄埔军校总顾问，以及兼任孙中山首席军事顾问、军事顾问团团长。”

“在中国工作的短短几个月，巴甫洛夫同志帮助国共两党，在长洲岛上创建了一座正规的、能适应现代战争的初级军校；制定了军校的规章制度、教材和训练标准；尽心尽力地协调、督促和分配苏联援助的物资和武器弹药。”

“巴甫洛夫同志以及黄埔军校师生的共同奋斗，使得中国的革命力量有了创建革命军的基本条件。”

“同时，巴甫洛夫同志也是战争研究会的第一位教官顾问。在听闻黄埔学生成立了这样一个军事学术组织之后，巴甫洛夫给予了热情的鼓励和支持，——虽然巴甫洛夫同志对战争研究会的研究方向有分歧和异议，但他对战研会这个组织的成立，是提供过实质帮助的。”

在巴甫洛夫墓前，前陈天衡要讲几句。

“巴甫洛夫不幸殉职之后，接替他的是加伦将军。在北伐战争中，加伦将军率领的军事顾问团有四十多名顾问随军出征，在北伐军的各个军、师中担任军事顾问。在很多北伐军部队中，苏联军事顾问团才是真正的参谋长或参谋部，而我们自己的参谋人员能力所限，仅能协助苏联顾问工作。”

“在北伐中，还有第四军的军事顾问戈尔布诺夫同志因病逝世。”

“像巴甫洛夫、戈尔布诺夫这样的，为了中国革命的胜利，任劳任怨默默奉献的苏联同志还有不少。不但过去有，我相信将来也还会有很多其他国家的友人，在理想主义和坚定的国际主义信念的指引下，来到中国，无私地帮助中国。”

“但是——”

“我们还是做出了这个决定：我们的党不是共产国际旗下的支部，而是一个独立的政党。现在，这个决定已经写进党正在召开的‘五大’宣言中了。”

“一个人的情操、素质、道德水准，仅代表他个人，不能用来推断这个人所在的团体的行为；一个团体的真正的行为目的或目标，也不是由它字面所写的纲领所决定的，而是服从于更高处的意志。”

“共产国际这个组织，运行起来是需要巨额的经费的，而这经费的来源是苏联。因此，这个以国际主义和世界无产阶级联合为宗旨的组织，不可避免地、有意无意地，会为苏联这个国家服务。”

“这甚至也体现在了个人的行为当中。一位在北伐军中的军事顾问，平时他可能尽心尽力呕心沥血地从事军队的管理和参谋工作，但他也会接到一些奇怪的命令，当接到这些命令时，他无条件服从。这是一个真实的事例，还好，这条命令在无意中被我们的同志阻止了。”

“我在帮助其他国家的共产党人吗？是的。我在援助其他国家的革命运动吗？是的。可为什么几年之后，我的祖国变大了？”

“哎呀，真是对不起，我一不小心拿错剧本了。”

“这话最好他只是在心里想想，如果他因为过于得意而直接把这话说出来了，可能他的同事和同胞还哈哈大笑，而此时你们就在旁边，你们的心情如何？”

“有句话叫做‘与人交,久而敬之’，真正的友谊需要保持一定的距离，过分的亲昵，过于不分彼此，会使友谊透支。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如此，我们的党与共产国际或者说苏联的交往也如此。”

“只有保持了足够的‘安全距离’，你不会控制我，我也不会控制你，彼此只是互相借鉴经验与教训，互相鼓励，这才是最好的友谊。即或是将来互相竞争，那也是好事，因为竞争可以让双方更快地进步，而且竞争是明牌的竞争，免得大家‘不知不觉拿错剧本’。”

……

陈独秀以及全党都期盼已久的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了。

这是第一次党在自己的政权范围内召开的全国代表大会。所有代表不用偷偷摸摸改名换姓集中了，也不用提防警察进来盘问了。

实际上会场外面还有警察和士兵站岗。

大会最重要也是首先一项议程，就是与共产国际脱钩。

一大召开的时候中共还不是共产国家的成员，因为那时候共产国际认为中共就这五十多号人，简直就跟骗补贴的一样，没到加入共产国际的标准。

二大结束后中共才加入共产国际。然后三大、四大，然后第五次大会，脱钩了。

对于北伐战争开始后，广东和湖北区党委的行为，定性为“执行未经党中央审阅的共产国际命令”，陈延年吃了党内严重警告处分，其他的各级负责人也相应处分。

警告处分是因为在今年2月陈独秀的脱钩宣言之前，中共确实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共产国际是有权向中共发指令和决议的。五大正式脱钩之后，如果有人再听共产国际的话擅自行动，可就不是警告处分了。

对于中国革命的总计划和蓝图，大会也确定了“一步一步实践”的战略。

用陈独秀的话说就是“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一省治理不好何以治理中国”。

基于这个战略，军事委员会也制定了相应的军事战略。发动农村，发展城市，创建城乡兵役制度，创建现代的军需供应体系和军事工业，建设精干有力的革命军，形成主力野战军-地方部队-民兵和赤卫队的三级武装力量体制，在初期阶段采用主动的弹性防御策略，消灭任何侵犯根据地的反动派敌人。

军事委员会的3+1位成员还确定了，联合政府将正面回应民间发起的和平呼吁，至于南京政府愿不愿意那是他们的事，反正球已经打过去了。

“苏联领事鲍里斯·伯克瓦利斯基来访。”

……

苏联现在在中国只有领事馆，没有大使馆。

苏联曾在北京有大使馆，但今年4月被张作霖查抄了，此后苏联与北洋政府以及继承的南京政府关系下降到冰点，虽然在上海和广州还有两个领馆没被查抄，但实际上连代办关系都谈不上。

有意思的是，在广州解放后这大半个月时间，广州领事馆的苏联人与中央的来往也非常少，甚至没有英国领事馆来得勤（英国领事从香港过来的）。

“陈独秀总书记，您好。”

伯克瓦利斯基一副如释重负的表情：“现在可以确定了，今后是由我与您打交道，而不是诺伊曼。”

陈独秀：“噢，共产国际的代表诺伊曼先生，今后也不必留在广州了，是吧。”

“是的。它会被召回莫斯科。”

……

伯克瓦利斯基来访是奉苏联外交部的命令，苏联外交部的命令又是由斯大林直接批示的。

其实过去一段时间斯大林一直在关注中国的形势，并没有因为忙苏联国内的工作一连几个月不管共产国际。但是——他没做任何批示，因为中国的情况发展到现在这样，也有他的一份责任。

确切地说，是共产国际做的决议，他四月份想拧过来，结果拧的时候转弯幅度太大，中国那边的党（国际派）翻车了。

所以斯大林干脆就装作没看共产国际的决议纪录。

然后，中国那边事情的发展越来越离谱。四月份先是叶挺带兵独走，然后南昌起义，起义军又突然消失了近两个月，斯大林一度以为起义军被消灭了（南京政府的捷报是这么说的），然后七月份，起义军突然又占领了一个省会。

再然后，过了一个月，这个省会又被南京夺回去了。

再过半个月后，起义军占领了广州。

广州斯大林知道，国共合作的时候以广州为基地。

斯大林叫来了外交部长格奥尔基·契切林和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尼古拉·布哈林。

“共产国际里的十几个共产主义政党，在此之前，仅有苏共是拥有国家政权的，其他的共产党都没有获得一个国家，对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