鹰酱，我不想组联盟了 第101章

在代表团动身之前，一批中国的经济专家正围坐在一起仔细研究着这位新上台的、同样以务实和改革著称的苏联总书记——韦利科斯拉夫·伊万诺维奇·伊万诺夫。

中苏关系正在解冻，这位伊万诺夫究竟要把苏联带向何方，他搞的那个信息化、那个OGAS，和中国正在摸着石头过的这条河，到底是同路还是岔路？

这些问题对正在推进改革开放迫切需要看清北方这个庞大邻居走向的中国来说，分量太重了。

一篇演讲稿

PS：这是个免费章节。

昨晚写新章节时写了很多东西，可能是因为我看列宁选集找东西时情绪有点翻涌，于是以我这本书里的情景从主角的角度试着写了一篇演讲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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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苏维埃民主在新的历史阶段》

——纪念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七十周年

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已经走过了七十年的光辉历程。在这具有历史意义的时刻，我们党、我们国家、我们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都面临着一个根本问题——苏维埃政权的未来在何处？

这是一个尖锐的问题。同志们都已经看到了：人民群众对官僚主义的不满日益深刻；生产中存在的浪费、消极怠工与形式主义已经损害了社会主义的声誉；干部队伍中特殊阶层的萌芽正在腐蚀党的肌体。这些问题并非社会主义本身的缺陷，而是我们偏离了社会主义的道路。

要回答今天的问题，我们必须回到根本，回到列宁同志，回到一九一七年。

列宁同志在《国家与革命》中讲得非常清楚：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形式不是议会，而是苏维埃。苏维埃既不是资产阶级意义上的立法机构，也不是单纯的咨议会，而是兼立法、行政、监督于一体的、由人民群众直接行使政权的形式！

列宁同志在总结巴黎公社经验时反复强调四条原则：第一，一切公职人员由选举产生，并且可以随时撤换；第二，公职人员的工资不得高于熟练工人；第三，废除常备军，代之以武装的人民；第四，立法权与行政权合一。

这就是苏维埃民主的本来面貌，这就是十月革命的初心！

让我们对照今天的现实问诘自己：我们的厂长是工人选举的吗？我们的部长可以被工人代表随时撤换吗？我们的高级干部和普通工人是同等工资吗？

同志们，我们必须实事求是地承认：我们在很大程度上偏离了列宁。

但是我们的偏离是怎样发生的？

列宁同志本人在一九一八年到一九二一年期间，确实主张过一长制、专家治厂、严格的劳动纪律。这是历史事实，不能回避。

但是，这是革命在特殊历史条件下不得不采取的暂时退却。当时俄国面临什么样的局面？十四国武装干涉、白卫军内战、工业崩溃、粮食危机、工人阶级人数锐减、文化水平极低。在这样的条件下，要立即实现一九一七年纲领中描绘的苏维埃民主是不现实的！

列宁同志自己反复指出，一长制是“暂时的”，是“为了渡过难关的”。他在《伟大的创举》中歌颂星期六义务劳动，正是因为他始终没有放弃工人群众成为生产真正主人的理想。他在生命的最后阶段，在《我们怎样改组工农检查院》、《论合作社》等文章中表达了对官僚化的深切忧虑——这种忧虑，正是因为他看到一九一七年的初心正在被磨损。

斯大林同志在领导社会主义建设、在卫国战争中、在恢复国民经济中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但是必须实事求是地指出：他把列宁同志在内战时期不得已采取的临时措施，固定化为整个社会主义建设阶段的常态制度。一长制从临时变成了永久，专家治厂从权宜变成了惯例，党政干部的特殊待遇从特殊情况变成了制度。

我们今天面临的官僚主义问题必须得到解决，我们必须重回当初列宁同志的设想。

那么人们要问：为什么在战争结束之后、在国民经济恢复之后、在工人阶级壮大之后，我们仍然没有回到一九一七年的纲领？

我们党的领袖们是忠于列宁的——至少他们之中绝大多数是忠诚于共产主义信仰的，根本原因在于物质技术条件不成熟。

让我们重温列宁的一段名言：在一九一七年，列宁说国家管理可以简单到任何识字的工人都能掌握。当时这句话被许多人包括一些革命同志视为空想。

为什么？因为现代大工业的复杂性，整个国民经济的相互联系确实超出了当时一个普通工人的认识能力。要管理几万人的大工厂，要协调几百个供应单位的物资流转，要把握全国数千个企业的生产平衡——在没有计算机、没有信息网络的条件下，这种管理只能依靠少数受过专门训练的人，依靠等级分明的官僚机构。

但是今天，情况发生了根本变化。

我国工人阶级已经从一九一七年的几百万发展到今天的数千万。我国工人的平均教育水平已经接近完全中等教育。我国在计算机技术、自动化控制、信息传输方面已经具备了世界先进水平的基础。我们的工厂里，工人已经可以通过终端实时查询生产数据、库存数据、其他单位的运转情况。我们正在建设的全国统一信息系统将使整个国民经济的运转第一次成为透明可见、可被群众监督的过程！

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列宁同志在一九一七年描绘的当时只能作为远景的苏维埃民主，第一次在物质技术上成为现实可能。

列宁同志曾经提出过一个伟大的公式：

苏维埃政权 + 全国电气化 = 共产主义

今天，我们必须把这个公式发展为：

苏维埃政权 + 全国电气化 + 全国信息化 = 共产主义

如今，联盟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进入新时代的联盟面临着新的敌人、新的挑战与新的革命，我们要把战无不胜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带入新的历史阶段。

因此党中央认为，现在是恢复和发展苏维埃民主的历史时机，在工业企业的改革中，党的基本方向是：

第一，重建实质性的工人苏维埃。每个国营企业都应当建立由全体职工选举产生的工人苏维埃，定期改选，工人有权随时罢免代表。

第二，工人苏维埃的核心职能是监督，特别是基于数据的监督。在全国统一信息系统的支持下，工人苏维埃有权也有能力监督本企业的生产计划执行、物资使用、产品分配、劳动报酬。任何弄虚作假都将立即暴露在群众的眼前。这是用现代技术手段实现列宁所设想的工人监督原则。

第三，工人苏维埃参与本企业的工艺改进、安全生产、福利分配的决策。这是把苏联工人运动中长期存在的“合理化建议”传统纳入制度化的渠道，让群众的智慧通过组织化的方式上升为集体决策。

第四，企业的生产任务、价格、投资等系统性事项，仍由国家计划机关在全国信息系统的辅助下统筹安排。这里必须明确区分两个层次：工人苏维埃管理的是本企业内部事务，而不是国民经济的宏观平衡。后者属于党和国家通过科学的计划工作进行的统一管理。

第五，党在企业中的领导作用必须加强而不是削弱。党不直接干预企业的具体生产管理，也不干预国民经济的科学计算，但党必须保证整个事业沿着社会主义方向前进，必须教育群众、引导群众，必须保证工人苏维埃不被任何小集团利益、地方利益、本位利益所俘获。

这是对党的领导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同时，党中央认为，必须正面回答几个可能产生的疑虑。

一个关于南斯拉夫道路的指责。一些同志担心工人苏维埃改革会把我们引向南斯拉夫式的工人自治。这种担心是基于善意的，但必须明确指出：

南斯拉夫的根本错误是放弃了统一的计划经济、放弃了党的领导、把企业变成了相互竞争的市场主体，结果导致企业之间盲目竞争、工人短视消费、地区贫富分化！

我们的改革与此根本不同——我们坚持计划经济，并将通过全国信息化使计划经济达到南斯拉夫人不可能达到的科学水平；我们坚持党的统一领导；我们的工人苏维埃在管理本企业事务的同时不脱离统一的社会主义经济整体。

关于一九二一年“工团主义偏向”的历史问题，一些同志会想起列宁批评工人反对派的历史教训。我们必须把握列宁当年批评的实质：列宁所反对的，是在内战刚刚结束、经济极度困难的条件下，把整个国民经济的管理权交给分散的、各自为政的工会组织。

列宁所反对的决不是工人民主本身，而是分散主义！

在物质技术条件成熟的今天，让工人在本企业内部充分行使民主权利，同时通过全国信息系统保持整体经济的统一计划，是完全可以同时做到的。

这是历史向前发展的辩证法，不是简单的回到一九二一年！

关于民主集中制。有同志担心扩大工人民主会削弱民主集中制，这种理解是不全面的。民主集中制本身就要求民主与集中两者并重，在过去几十年中我们对集中强调得很多，对民主做得不够充分。

现在补上民主这一课，正是为了使民主集中制成为名副其实的有生命力的制度。

没有民主的集中是官僚主义，没有集中的民主是无政府主义，两者都不是列宁所设想的民主集中制。

同志们，七十年前，伟大的十月革命用苏维埃这个形式向全世界宣告了一个新时代的开始。

七十年来，伟大的苏联人民在这面旗帜下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我们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击败了邪恶的法西斯主义，造就了强大的工业体系，把人类送上了太空。

但是同志们必须看清：旧的管理体制在今天已经不能继续维持下去。继续走老路，社会主义就将在新的技术革命浪潮中逐渐失去活力。

我们这一代共产党人的历史使命，就是在新的物质技术条件下，把列宁同志的初心变成现实。这是社会主义的自我完善，这是社会主义向其本来面貌的回归，这是社会主义在更高阶段上的展开。

让我们的工厂里第一次出现真正的工人苏维埃。

让我们的全国信息网络成为亿万劳动者监督经济、参与管理的眼睛和神经。

让党长期未能解决的官僚主义问题，在我们这一代得到回答。

苏维埃政权万岁！

全国电气化与信息化万岁！

战无不胜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万岁！

苏联共产党万岁！

第73章 要靠伟大荣耀同志搞搞新意思

6月24日 北京

距离苏联新任总书记提出总路线，铺开企业改革以及有了一段时间，世界许多社会主义国家和政党都在关注这位曾经的老大哥要搞点什么新东西。

很快，苏共中央发在《共产党人》上的评论员文章还有一大堆关于新任总书记的执政理念的社论就被收集起来送去了中南海。

中国内部学者对这条改革路线的争论非常大，恰好10月份第十三次全国人大要召开，一些干部便给赵资羊总理打报告，认为可以参考一下老大哥的经验教训，完善十三大的议案。

赵资羊这位年初刚刚接替胡耀邦、代理着总书记、手里还攥着国务院总理这副担子的人，花了小半天把伊万诺夫那套东西从头到尾看了一遍。看完之后，他心里有了判断。

在赵资羊看来，苏联老大哥这场改革，说到底还是扬汤止沸。

全国自动化管理系统也好，电算计划经济也好，工人苏维埃也好，影子价格也好，听着花团锦簇，可它压根没去动那口烧得正旺的锅，它只是给那套僵了几十年的计划经济换了一个好看的、贴着“信息化”标签的新瓶子。

新瓶装的还是旧酒。

赵资羊在几年前系统地琢磨过市场机制，他当初在四川主政时搞的那套放权让利就是老钟改革最早的雏形之一。

他比这个党里许多人都更早也更彻底地想明白了一件事——经济要有活力，就得让市场去引导企业！

让价格随着供求自己浮动起来，中央那只手再精密地调节。

伊万诺夫的算盘打得打再响，也算不出千千万万笔交易里头藏着的那点真实的供求。老大哥想拿更聪明的计算机去顶替市场，在赵资羊眼里，这方向从一开头就错了——

病根不在计划算得不够准，病根在计划本身。

改革要找出路，只有市场化这一条道！

更何况，中共十三大就要在十月召开，这次大会的政治报告主要是赵资羊的政治秘书鲍彤在牵头起草。这份报告里头，“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这些提法，已经把中国往市场经济的框架里推得相当远了。

PS：这个时候87年的资羊还没彻底倒向西方，和邓希贤至少在党的领导方面还保持着共识，但他的秘书鲍彤这时候已经不演了，明摆着是要往自由主义那边狂奔。最后鲍彤在1992年十四大也就是长者开始大展宏图后被肘下去了，直接开除党籍送进监狱。

赵资羊把鲍彤叫了来，将那摞苏联的材料往他面前一推。

“苏联那边的动静，你也看了。”赵资羊指着桌上拿一叠影印文件说道。

“我看伊万诺夫这个人不简单，政变上台，两个月就把路线立住了。

可他搞的这一套跟我们走的是反着的——他往计划上靠，我们往市场上走。我在想十三大的政治报告要不要趁这个机会，再拿来审一审？

毕竟大家都是摸着石头过河，苏联这个老大哥几十年的经验也好、教训也好，我们能吸取一点的，未必不能吸取一点。”

鲍彤把那份影印件拿起来又翻了一遍，摇了摇头。

“总理，依我看这份报告不用改。”鲍彤的语气非常笃定。

“恰恰相反，苏联这套东西正好反过来证明了我们这条路是对的！

伊万诺夫想拿信息化把计划经济给救活——这是救不活的，不可能的，他做不到。

从斯大林开始，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安德罗波夫、契尔年科、戈尔巴乔夫搞了那么久计划经济都没搞出啥名堂，好不容戈尔巴乔夫开始放开市场化改革，结果又被伊万诺夫按回去了！

苏联这种政治摇摆的毛病我看得持续到它亡国那天。

计划的问题从来不在于算得不够快、数据不够全，在于它压住了人的生产积极性，堵死了价格这个最灵的信号。

他把全国的数据都连到一台机器上，看着是透明了，可只要还是中央那只手在拍板生产什么、分配什么，部委就还会造假，工厂就还会糊弄，底下的人就还会磨洋工。

他那个OGAS迟早要从一个决策系统变成一个挂在墙上的摆设系统。”

他顿了顿，说出了一句这个党里此刻还没几个人敢公开讲的话：

“苏联的改革必然失败！

它经济上不肯放手给市场，政治上又不肯真正松开——想两头都攥在手里，到头来是两头都攥不住。

邓主任说得好，他是不走回头路的，我们绝不能跟着老大哥走回头路。”

赵资羊没有立刻接话。鲍彤这番话里那点越来越藏不住的对“松开”二字的执念，他听得出来。

他没有去点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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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把苏联这场剧变看得重的是另一个人——邓希贤。

这位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比谁都清楚自己脚下这条河有多深多险。

1987年的中国并不太平。年初，胡耀邦刚刚因为“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不力”被迫辞去了总书记的职务，上一年年底上海等地闹起了大规模学潮，党内那股反对改革的力量趁着这个时机又一次发动了“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

这套东西从1980年的“清除精神污染”开始，几乎每隔一年就要再提一回，而且每一回都得到了邓希贤本人的支持。

与此同时，物价在一个劲儿地往上窜，通货膨胀的苗头已经开始让老百姓心里发慌，市场上的东西一天一个价。

简直是1981年撒切尔搞新自由主义改革时英国的翻版，那时候的英国通胀都飙到20多了，现在国内的通胀也即将突破20大关。

英国改革半路翻车了，马岛战争被伊万诺夫掺和导致民众爆发，撒切尔直接被赶下台，更温和的工党上来了。

这是发展的阵痛，必要的牺牲，之后还要对国企进行改革，那时候的下岗潮才是真正的挑战。

整个80年代，老钟都在摸着石头过河，有人说要摸着鹰腿过河，有人说要摸着熊腿过河，可水底下藏着多少暗礁？谁也不敢说自己摸得一清二楚。

正因为脚下这般不稳，邓希贤对北方这个老大哥的一举一动看得格外仔细。同是社会主义大国，同在搞改革，伊万诺夫趟过的水、踩过的坑，对中国未必没有参照的价值！

邓希贤对伊万诺夫这个人的评价是分着两面来看的。

政治上，他觉得这个矮子做得不错。党的领导伊万诺夫一步都没松——他没像戈尔巴乔夫那样把公开性放成一场失了控的洪水，多党制碰都不碰，西方那套议会制、三权分立更是连低头的意思都没有。

这一点正合邓希贤的心思。邓希贤这些年讲了不下二十次政治体制改革，可细看他讲的那些东西：

党政分开、权力下放、精简机构、提高效率...骨子里其实是行政体制改革，他从没把它往“发展西式民主”那个方向走。

他的底线钉得死死的——政治体制改革是为了提高效率、改善党的领导，绝不是去搬西方那一套！

他不止一次说过：“我们讲的政治体制改革，不是西方意义上的三权分立分权制衡！”

在这一条上他觉得伊万诺夫是个明白人，知道什么能动、什么碰都不能碰。

可经济上，邓希贤觉得这位老大哥就有些保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