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塔博里茨基
而雷日科夫这些想要在改革路上更进一步的人眼里却是另一种想法——在他们看来,苏联之所以能站在这儿,正是因为斯拉瓦顶着压力搞了电算化、搞了改革,否则倒下的就是自己!
两拨人从同一个事实里各自抽出了一套替自己撑腰的道理。
而斯拉瓦清楚,怎么去定义这场胜利,就是怎么去定义苏联往后要走的那条路——这,才是这场狂欢底下,真正凶险的暗流。
他端着酒慢慢踱到大厅一角。年导正靠在那里,手里握着一小杯葡萄酒,没怎么搭理那些来敬酒的人。
大家都知道她在等谁,无论是在政治局还是在中央委员会,大家更好奇的是这两人什么时候结婚。
“呦,老大怎么躲这儿来了?”斯拉瓦在她身旁站定。
年导抿了一口葡萄酒,眼睛望着满厅的笑脸,半晌才慢悠悠地开了口,那点惯常的玩世不恭这会儿沉了下去。
“老弟,我得给你提个醒,别让今晚这股子高兴劲冲昏了头。”她说,“你信不信,等这阵子的香槟劲过去,这屋里头一多半人都会得出一个结论:
我们已经赢了,往后再不用费那个劲改革了。”
斯拉瓦没有说话,只是端着酒杯的手紧了紧。
“可你我心里都明白,”年导的声音压得更低,“苏联这副身子骨里头那些真正的病——官僚抱团抱成的那个小圈子、知识分子和工人之间那道裂缝、加盟共和国的离心...
这些东西根本就不是因为经济垮了才冒出来的,它们是这套体制自己骨头缝里长出来的。
今天这场大胜会像一床厚棉被把这些病严严实实地盖起来。
盖得越严实,等它哪天再掀开的时候就崩得越凶。”
她转过头,在灯火里看着斯拉瓦:“你这人真正的本事可不是在大家都灰心丧气的时候给人打气,你的本事是在所有人都觉得不用再改了的时候,你还能逼着这个党接着往前改。
这一条路可不容易走。”
斯拉瓦沉默了片刻,仰头把杯里的酒一饮而尽。
“我知道。”他望着满厅的灯火,轻声说。
“历史不会终结的——这世上压根就没有什么终结。今晚这场胜利越是辉煌,我就越得记着明天的太阳将照常升起,那些没解决的麻烦一个都不会少。”
年导看着他没再说话,放下杯子。
“不过嘛——至少在此刻,你愿意陪你的革命战友好好庆祝一下吗?我亲爱的伟大荣耀同志?”她举起了手。
“这是我的荣幸,我挚爱的希望同志。”斯拉瓦笑着牵起她的手。
两人牵着手去会场里参加狂欢。
————
时间来到了二十四号的早晨。
苏联各大报纸开足了马力,《真理报》《消息报》的头版用最大号的黑体字向全国人民宣告着这场胜利:
“资本主义总危机的新阶段”、“市场神话的破产”、“马克思的预言再一次照进现实”...
街头巷尾排队的人群里,那些原本愁眉苦脸的市民挺直了腰板,对着报纸指指点点,脸上是一种久违的扬眉吐气。
对外,塔斯社的声明倒是拿捏得相当克制——没有直接嘲讽,通篇都是“苏联政府密切关注国际金融市场的动荡”、“愿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同各国开展合作”这样四平八稳的外交辞令。
可那字里行间透出来的那股幸灾乐祸明眼人一读就懂。
而真正让全世界的报纸都炸了锅的是斯拉瓦的讲话,在这天的一次公开发言里,这位苏联的总书记望着台下的镜头意味深长地说道:
“这也许就是历史的终结。资本主义体制那与生俱来的劣根性,必然会引导着它亲手摧毁它自己。”
这句话像一颗石子投进了滚油里。从伦敦到东京,从巴黎到纽约,那些昨天还在为自己金融大厦的坍塌而焦头烂额的西方媒体,今天不约而同地把这句话拎上了头版的头条。
他们用的标题带着一个意味深长的问号——
《历史的终结?》
而坐在克里姆林宫那间办公室里的斯拉瓦,看着秘书送来的那摞印着同一个标题的外国报纸,脸上却没有半分笑意。
他比这世上任何一个人都清楚,他亲口说出的那句“历史的终结”是这辈子他自己最不相信的一句话。
因为他正是从那个“终结”之后的世界来的。
第79章 伊万诺夫,你好年轻啊
黑色星期一过后,整个华约阵营被人迎头注入了一针强心剂。
斯拉瓦已经着手筹备第十九次全国代表会议。
这次会议的规格比党代表大会要略低一档,可它同样是党的最高级别的公开会议之一,邀请各国的兄弟党派代表团到场是再合乎惯例不过的事——从二十年代起,党代会也好、全国代表会议也好,苏共从来就没把这种场合关起门来开过。
上一次的第十八次全国代表会议,是1941年开的,那时战争的阴影已经压到了头顶,规模被逼得缩了又缩。
可这一回,大洋彼岸那场把整个西方世界烧成一片血色的大萧条,给了苏联一种几十年都没尝过的底气。
于是斯拉瓦拍了板:这一次,要大大方方地,把外宾请到台上来致辞!
从10月26号到11月6号,苏共的宣传机器开足了马力。
宣传部门把美国、把整个北约阵营在大萧条里的那副狼狈相一桩一桩地搜集起来,再摆到华约阵营老百姓的眼前——
崩盘的股市,关门的工厂,银行门口排成长龙的挤兑人群,还有那些一夜之间从云端跌进泥里的破产户。
当年的美国差不多有四分之一的平民家庭把身家性命都押在了股市上,如今这四分之一的人家日子过成了什么模样,《真理报》《消息报》连篇累牍地登,电视里翻来覆去地播。
两种制度,两种命运,就这么血淋淋地摆在了一起。
苏联的老百姓看着电视里那些抱头痛哭的华尔街雅皮士,再看再看自己虽说不上富裕、却安安稳稳的日子,头一回挺直了腰板,生出一种久违的自信。
苏联人,你要自信!
斯拉瓦心里头那本账算得比谁都清楚。他知道,美国这场萧条不会一直陷下去,可它会拖得很长——当年1929年那一回美国从崩盘到彻底缓过劲来,前后拖了十来年!
这一回,金融体系比当年更深更复杂,衍生品、回购、共同基金那一连串的连锁反应是1929年做梦都没有的;
再加上中东的油价高位顶着,美国面对的是已经不是单纯的通缩了,而是比通缩可怕十倍甚至是九倍的滞涨!
美联储被困住了,加息救美元就加深衰退,降息救衰退就加速美元贬值。
经济专家们认为从1987年底到1988年底是最暴烈的急剧收缩期,之后是漫长的政治再造和缓慢复苏,真要回到元气满满,怕是得熬到90年代中后期去了。
这还是美国自断一臂救自己才能拿到的最好结果,要是还按照里根那套玩下去,美国估计撑不到90年代中后期就得破产。
可即便缓过来,美国在全球经济里那个独一份的位置也要永久性地降一档——原先它占着世界四分之一还多的份额,往后能稳在五分之一上下就不错了。
而它丢掉的那一块,会被欧洲、被日本、被中国、被苏联瓜分掉。
在政治上,由于克格勃拿到了好大一笔资助,在重返拉美、支持西欧社会民主主义党派和共产党的同时,苏联也可以对美国做一些动作了。
众所周知,当经济陷入危机时,有三马解决方案——要么马克思,要么马尔萨斯,要么马克沁。
现在美国政治就处于激进化状态。当年1932大萧条一声巨响,给美国人民送来了罗斯福,但也产生了休伊·朗(左翼,偏向民粹)、考夫林神父(右翼民粹反犹)、各种共产党和法西斯团体。
美国建制派的力量遭到冲击,克格勃开始对反建制力量加以支持,克格勃报告认为在接下来的五年里,美国新的总统只有两种可能性:
要么上台强硬派民粹,直接不演了,去他妈的世界灯塔,美国这状态再当灯塔就得自己坐上去当柴烧了!先吸血把自己吸回来再说,至于盟友怎么办只有天知道;
要么上台温和派,开始主动和苏联缓和、谈判、放松军事对抗,减轻军费压力以挽救经济,说不定可以搞个美国特色资本主义,搞资本主义计划经济。
在底层,美国会同时出现左翼复兴和右翼民粹复苏,强大的工会运动、社会主义思想被认真讨论、伯尼·桑德斯式的人物提前出现,右翼民粹反全球化、反建制、反金融业的话题也将开始上桌。
这是一段长达八到十年的国际秩序大重组,苏联必须抓住这个机会。
————
作为社会主义阵营里最大的向市场经济方向改革的国家,老钟面对此次冲击还是受到了影响。
27日夜,年导和斯拉瓦两人本来都打算睡了,结果年导睡不着突然想键政,就跟斯拉瓦掰扯起老钟。
“美国这一崩对中国是好是坏,外头都看不准。”年导说,“账面上看中国吃了亏——它对美国的出口随着美国市场这一萎缩,估计要砍半了。”
斯拉瓦接了话:“这笔账可不能这么算,老钟对美国那点出口,丢了的是纺织品、轻工业品、初级加工那些低附加值的血汗钱,之前不是还说要用上亿件衬衫换波音飞机吗?”
历史上这时候的中国出口约480亿美元,对美出口约33亿美元,才占总出口约7%,即使有萎缩,在中苏友好的情况下整个华约集团的订单绝对够补上这个缺口了。
对老钟来说,将出口转向苏联还有助于它完成产业升级,因为之前对美出口的是纺织品、轻工业品、初级加工品,赚的是低附加值的硬通货。
但对苏出口则偏向中端产业了,轻工业消费品比如罐头、纺织、家电、自行车、缝纫机...这都是中国1987年的优势产业.
还有像肉类、水果、茶叶这样的农副产品,苏联远东和西伯利亚一直长期依赖进口食品。
还有商业服务,广州、深圳、上海这些特区可以为苏联提供加工出口和转口贸易服务,在香港还未回归的情况下,对苏贸易的加强更有利于特区发展。
而且这时候中国外汇短缺严重,因为之前全在卖低附加值的低端产品,全国外汇储备才33亿美元。对苏出口用卢布或易货结算可以缓解这个问题,苏联要是能付硬通货,对中国更是天降甘霖。
不过现在的问题是随着出口量的增多,苏联没那个能力运进来——历史上1960年代中苏交恶后,横贯西伯利亚的铁路货运基础设施长期闲置,现在重启得重新修缮铁路设施,中国南方沿海比如广东、福建、浙江的出口加工业是为美国市场建的,转向苏联市场需要时间调整。
“经济上的问题只是小事,我现在很担心老钟那边改革会不会出现大问题,也不知道全面放开的价格闯关能不能闯过去。”
斯拉瓦比年导更清楚,中国国内眼下那摊事的最大问题根本不在外贸。
知名自由派干部赵资羊在1987年11月从总理摇身一变成为老钟新的总书记,于是在1988年中国正式迎来了价格大闯关——一次性放开大部分商品的价格管制。
这一炸,全国性的抢购潮和恐慌就要被引出来,通货膨胀会从年初的一成,一路飙到年底的快三成!
面对通货膨胀的压力,1988年5月邓希贤提出“过五关斩六将”,支持赵资羊推动价格闯关。8月这个政策导致全国性的恐慌,通胀率翻了三倍。
这个失败让陈云、李鹏代表的保守派获得话语权,赵资羊的改革派被边缘化。这个内部分歧到1989年春演化成对学生运动的不同立场,最终导致赵资羊下台、邓希贤在镇压后三年才转向“南巡讲话”重启改革。
“而最微妙的,是我们这套电算计划经济在老钟那边会激起什么回响。”
斯拉瓦缓缓道:“对保守派,咱们的成功是给他们递了一个绝好的放大器——‘你看,计划经济只要搞得好就灵,我们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方向是对的'。
这一派我看会在明年大大得分。"
“那赵资羊那帮激进改革派可就难受了。”年导接茬,“咱们这套东西一成功对他们是两头堵——既证明了计划经济能成,又把他们全面接轨西方那个示范的样板给砸了,因为西方这会儿正趴在大萧条的泥里头爬不起来。”
“至于邓希贤。”斯拉瓦顿了顿,“他是个实用主义者。他不会因为我们成了就掉头扎回五十年代那套僵化的苏联模式里去——那套东西的滋味他当年尝得太透了。
可他一定会在改革的方向上往回拉一拉:更强调宏观调控,更警惕全盘的市场化,更舍不得放掉国有“705u.сοm-读?書會首發”部门那个核心。”
年导补充道:“所以这次他们的代表团来,你这个东道主得让保守派和改革派两拨人都觉得你是友军,这样到了明年我们两边都有余地,都不得罪,好好做生意多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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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共这一回的邀请名单铺得极广。
西欧的几个共产党——法共、意共、希共、英共...还有亚非拉那些尚未执政的共产党、工人党,华约阵营的各国执政党悉数在列。
而最受瞩目的是中共的代表团。
此时,赵资羊刚刚在十三大上接任了中央总书记,新官上任。而真正让整个社会主义阵营都屏住了呼吸的是另一个消息——八十三岁的邓希贤亲自加入了代表团要来莫斯科。
十一月五号,中国代表团的专机降落在了莫斯科的机场。
舷梯放下,邓希贤走了出来。
斯拉瓦早已等在停机坪上。
这两个人,一个是把一个十亿人口的大国推上改革开放之路的总设计师,一个是把一个濒临解体的红色帝国从悬崖边上生生拉回来的小斯大林。
二十年的中苏决裂,二十年的隔阂、论战、剑拔弩张,此刻,都凝在了这两双即将握在一起的手上。
两个人心里头都有说不出的感触。几乎是同时,他们伸出了手紧紧地握在了一处。
两人都挺矮,不过一个一米五六,一个一米六五。八十三岁的邓希贤看着才四十五岁的斯拉瓦,感慨地说道:
“伊万诺夫,你好年轻啊。”
俄罗斯的历史似乎一直缠着一个解不开的谜团——每当这个国家被逼到最危急的关头,它的人民总是鬼使神差地把希望寄托在一个极其年轻的领袖身上。
斯拉瓦松开手,咧嘴一笑:“年轻好啊!年轻人有活力、有朝气,就得多干!我看我啊,少说还能再干上二十年!”
两个人都笑了,伸手互相拍着对方的后背。面对着四周那一片闪个不停的记者镜头,再一次把手紧紧地握在了一起。
这一握,被全世界的媒体看作是自中苏决裂二十年以来,社会主义阵营的再一次团结。
苏共和中共,这两位改革派的领袖终于握手言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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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代表会议定在了十月革命七十周年纪念日的第二天。
于是各国的代表团都赶在了前头到莫斯科,为的是先参加十一月七号那场盛大的庆典。东欧六国的一把手、各国共产党的总书记、第三世界友好政党的领导人,齐刷刷地云集在了莫斯科城里。
这是一个天造地设的时刻——全世界的左翼力量,在资本主义刚刚当众崩塌的当口齐聚在莫斯科!
十一月七号那一天从早到晚安排得满满当当:上午是红场的阅兵和群众游行,晌午是克里姆林宫大礼堂里那场隆重的纪念大会——斯拉瓦要在会上作《十月与改革:面向新世纪》的报告,到了晚上还有克里姆林宫的国宴。
这天上午红场上红旗如海。观礼台上,各国的代表团一个挨着一个地站着,翘首望着这场展示苏联肌肉的盛典。
阅兵开始了。
苏联最先进的T80U主战坦克的履带碾过红场的方砖,发出沉闷而威严的轰鸣,一辆接一辆地驶过。
天上是呼啸而过的机群,地上是拖着洲际导弹的巨大发射车,钢铁洪流看得观礼台上那些第三世界的同志们热血沸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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