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塔博里茨基
他望着窗外。
“那我就烧高香了。要是连这都做不到,活那么长干什么了?都说老而不死是为贼,那我这国贼不如早点颤颤巍巍见导师,把机会留给年轻人喽。”
阿里斯托夫赶紧从旁边拿了个茶杯递过来。
“总书记同志,恕我直言——您已经是这几十年来联盟最好的领袖了,无论是对党、对人民、对共产主义事业、对导师的理想来说都是这样,请不要妄自菲薄。”
斯拉瓦接过杯子,用茶水漱了漱口,吐了口痰。
“行了行了,”他摆了摆手,“一会儿要见日本客人了,得保持形象。”
他把脸上那点刚才的松弛收了回去,重新戴上了苏共总书记的样子。
————
几分钟后,日本的代表到了。
一行人被引进餐厅,斯拉瓦站起来欢迎,年导站在他旁边负责翻译和介绍。
来的人个个都是重量级。
打头的是东芝的代表。东芝这家公司跟苏联刚刚有过一段孽缘——1987年,东芝的一个子公司被曝出违反巴统禁令,向苏联出口了大量精密数控机床,苏联拿这些机床去做了潜艇的螺旋桨加工,让苏联的潜艇安静了一大截。
这桩丑闻在美国炸了锅,美国国会扬言要把东芝逐出美国市场,但紧接着袭来的美国大萧条让国会没有处理此事。
可也正因为这段往事,东芝跟苏联之间反而有了一层心照不宣的默契——既然丑闻都出过了,再来一趟苏联反倒没什么心理负担了。东芝这次来还拉上了松下、日立、三洋这类电子制造企业,全是苏联最喜欢的类型。
破戒只有零次和无数次,东芝就跟那恶堕后的魔法少女一样还要拉着闺蜜一起下水。
跟着来的还有三井物产的人。三井物产是日本最老牌的综合商社之一。商社这种东西,是日本经济体系里一个独特的存在——它是一张横跨贸易、金融、物流、制造的巨型网络。
三井物产跟苏联也不是头一次打交道。整个冷战年代,日本的商社一直是日苏贸易里最活跃的中间人,苏联要买西方的东西但政府层面不方便出面,商社就悄悄地扮演掮客。
三井这一趟来,看中的是远东的资源:木材、能源、渔业。它的盘算跟工厂型的企业不一样:它不是来建厂的,它是来做贸易通道的。
然后是日本兴业银行的代表。
兴业银行是日本那套“主银行制度”的核心之一——它不只给企业贷款,它还是系列企业集团的中枢,是那个把银行、制造业、商社、财团绑成一团的纽带。
这一趟它来打的算盘跟别人不一样。日本的银行这会儿正在泡沫里被撑得又鼓又薄,国内的贷款越来越膨胀,风险越来越高。兴业银行来苏联是想在这里找一个分散风险的出口——把一部分钱放到苏联来,万一国内有个三长两短,这边还有个兜底的。
它需要苏联来承担一部分风险。
还有丸红株式会社的人。丸红也是综合商社,但它跟三井的路子不太一样——丸红更偏实务、更偏执行,擅长的是把大项目落地。它来苏联是冲着远东的基础设施建设来的。
这些人坐下来,一开始气氛有些拘谨。
斯拉瓦看得出来。这些日本人无论他们在东京的办公室里是多精明的谈判者,此刻坐在莫斯科的一间餐厅里,坐在一个共产主义超级大国的总书记对面,他们骨子里的那份紧张是藏不住的。
他们中的一些人大概是此生头一回踏上苏联的土地,有些人可能还存留着西伯利亚的记忆。这里的一切:墙上那些标语、侍者那种特殊的拘谨、空气里那种混合着旧帝国的庄严和共产主义阶级斗争的气息...对他们来说是令人不安的。
不安desu
斯拉瓦决定先破冰。
“哎,先吃饭。”他朝厨房的方向挥了挥手,“服务员同志,请上菜。”
菜端上来了。不差但也不算豪华,太寒酸了失礼,太奢华了反而让客人紧张,觉得东道主是在拿架势压人。
等大家开始动筷子了,斯拉瓦说了几句日苏友好的场面话。他讲得简短,说日苏两国是邻居,邻居之间做点生意是再自然不过的事。他说苏联这次的诚意,大家从那个特区的价码上应该已经看得很清楚了。
然后他摆了摆手,笑着说——
“总之,希望你们能解放思想,畅所欲言,好不好?”
这句话说完大家都附和着,餐桌上的气氛松了一些。
头一个开口的是东芝的代表。他先是礼貌地感谢了苏联东道主的友谊和招待,然后把话引到了他们来之前最担心的那个事上。
“尊敬的伊万诺夫先生,我们在特区办企业、建工厂,”他的措辞很小心,“是需要一些鼓励政策的。只是——我们听说苏联的经济形式和西方不一样。”
他停了一下。
“之前苏联提供的材料,我们也看了。说实话...我们有些担心。”
斯拉瓦端着杯子点点头,等他把话说完。
“我们担心政府部门干涉太多,担心企业在这里没有自主权。”
这是所有日本人坐在这里最怕的事。
日本的企业在自己国内运转得井井有条——工厂怎么管,产品怎么做,人员怎么安排,全是企业和财团说了算。
可苏联是计划经济。在这里,理论上企业要听命于各级计划委员会、听命于各个部委的指令、听命于各级党委的安排。一个日本企业到了苏联,还能不能按自己的方式做事?还是说一到了这儿,就得把自己的管理权交给一大堆苏联的官僚?
斯拉瓦放下杯子。
“这位东芝的代表,请你务必放心。”
他夹起烟递给东芝代表,那日本人就跟屁股里装了弹簧一样起身,狠狠地90°鞠躬,头差点砸到桌面,然后双手接过斯拉瓦递来的烟。
“你那边的员工、材料、物资管理都是你们说了算。”斯拉瓦说,“我就给你规定一条——你放手去做!你们的企业,你那边的管理人员可以全权负责!”
他顿了一下,加重了语气:“如果有人用行政手段来干扰你,你完全可以拒绝,可以给我打报告。”
“如果还有人来故意刁难你——”
斯拉瓦伸出一根手指朝自己点了点:“我伊万诺夫今天在这里把话说清楚——我做你的后台!你们尽管放心来建厂搞生产!其他事情交给我们!”
这话说得掷地有声。在座的日本人脸上的紧张松动了不少。苏共总书记亲口说了“我做你的后台”,在苏联这个体制里,这几个字的分量他们多少还是掂量得出来的。
可有些人还是犹豫。
这时候阿里斯托夫开口了:“我们还可以提供另一种形式——合资经营。”
阿里斯托夫对着日方的人解释,同时也是对在场的苏联干部讲道:“合资经营就是日方出一部分钱,我们出一部分钱,我们共同来创办一个合资企业。我们有钱一起赚,要赔就一起赔。”
他对日本人加了一句:“日本现在不是担心美国人要吞并你们的资产吗?担心美国人搞金融打击你们的企业?我们搞合资,也是给日企增加了一份抗风险的能力。
你有一个苏联的合作伙伴在里头,美国人要动你,还得掂量掂量苏联在背后站着呢。
敌人的敌人是朋友,美国人为了他们自己强迫日本签下广场协议II期,你们肯定是不乐意的,既然美国人愿意为了他们自己而破坏自由世界团结,那么我们苏联并不介意多找几个朋友。”
日方那几个做实业的点了点头。这一条对他们来说,是讲得通的。
可银行那边反应更大。兴业银行的代表眼睛亮了,他接过话头,用东京银行家圈子里惯有的方式给在座的苏联人打了个比方。
“请允许我向大家简单地讲解一下。”
他笑着,把手掌摊在桌上那几张日元纸币上——那是他从口袋里掏出来、随手搁在那儿的:“合资经营就好比结婚。我们建立一个家庭,生下孩子,我们有责任共同抚养孩子。”
他拍了拍那几张纸币。
“当然,有利益我们也要平均分配,这是互利共赢。”
这番话,在座的苏联人听着,有几个在点头。合资,结婚,生孩子,共同抚养,这比喻打得漂亮。
年导没有点头。她坐在斯拉瓦旁边,听着这个兴业银行的代表说结婚生子的比喻,脸上的表情有些不太好,她便给在座的经济特区第一书记递了一个眼神。
那个书记穿着一身笔挺的干部服,胸前别着一枚党徽。按照苏联传统,作为地区第一书记是要管过厂、管过矿、从事一线劳动且是劳动模范的,这书记大概还干过重体力劳动,他的面容有些沧桑,嗓门也贼大,是斯拉瓦和年导专门选的人。
他一拍桌子站了起来。
“荒谬!”
这斯拉夫人的大嗓门在餐厅里炸了开来。所有人都吓了一跳——日本人更是面面相觑,不知道出了什么事。
“怎么可能!”书记指着兴业银行的代表,脸涨得通红,“你这个该死的搞投机的大资本家!放在几十年前导师还在的时候,你是要被吊死在路灯上的!”
兴业银行的代表整个人僵住了。他大概做梦也没想到自己一个结婚的比喻能引来这么一声炸雷。
不是,哥们,我就是打个比方...
“我是光荣的共产党员!”书记掷地有声,“怎么能跟你这投机的资本家玩什么‘结婚生子'?!”
他转过身,手一伸指向墙壁上的画像——那上头挂着导师的像,旁边是一条红底白字的标语:战无不胜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万岁!
他指着那幅画像:“看看!资本家和我们无产阶级天生就是对立的!搞什么合资?还美其名曰共同建立一个家庭——我看是这些搞投机的,打算找我们来分担风险!有福利他们享,有风险我们来担,当年那些粮食投机家饿死了我们多少人,我们怎么能相信你们呢?!”
他收回手,目光扫过那几个日本人。
“而且,这还没结婚呢就惦记上孩子了——你说这孩子到底姓资还是姓社?!”
最后这一句砸在餐桌上,把那点好不容易松下来的气氛又砸回了冰点。
日本人全都不敢说话了。东芝的代表低着头数手指,三井的人看着自己的盘子。兴业银行的代表脸白了。
餐桌上静了几秒钟,然后斯拉瓦开口了。
“哎哎哎,行了行了。”他笑着朝那位书记摆了摆手,语气轻松温和,像一个好脾气的主人在安抚一个脾气大的下属,“都坐下,坐下。”
书记不情不愿地坐了回去。
斯拉瓦转向那几个被吓得不轻的日本人,脸上挂着歉意。
“刚才这位同志说话直了些,别见怪。银行合作这些事情嘛,我看可以先缓缓,不急。我们今天请大家来主要还是谈实业投资。在实业上,大家是有共识的,对不对?”
他环视了一圈。
“今天请各位来就是为了求同存异的。大家都是做实事的人,大方向一致,细节上有分歧可以慢慢谈嘛!银行的事先放一放,我们先从建厂、搞生产这些地方一步一步来。”
日本人听到银行的事先放一放后松了一口气。他们本来就不是铁板一块——做实业的和搞银行的心思不一样。实业那几个,对建厂搞生产是真有兴趣的;银行那边冲进来想蹭一脚、想让苏联帮着分担风险,那是另一码事。斯拉瓦把这两拨人切开了,银行先凉一凉,实业的继续谈。
接下来大家就略过了银行和金融的话题,开始谈实业。谈建厂的选址、谈劳动力的供给、谈原材料的来源。
气氛一点一点地回暖了,那些做实业的日本人毕竟是来做生意的,刚才那一吓虽然心里还咚咚跳着,可苏联这边开出来的条件实在是太好了,好到让人舍不得走。
他们想走也走不了了。
...
饭吃了大约两个小时。
吃完饭,斯拉瓦一个人走到了餐厅外面的阳台上。
他背着手点了一支烟,一言不发地看着外面。
莫斯科八月的傍晚天还亮着。远处的天际线,是那些他太熟悉的屋顶和钟楼。近处的树叶绿得发黑,风吹过来带着一点夏天快要过去的凉意。
年导走了出来站到他身边。
两个人在阳台上站了一会儿,谁都没说话。
年导先开口了:“刚才那个书记,他那番话不一定全是演戏。”
斯拉瓦没有立刻接话。
“你搞这个特区,国内许多保守派的干部都有些怀疑了。不只是利加乔夫,许多基层、中层的干部心里都在犯嘀咕——我们开了特区以后,是不是要放弃如今正蒸蒸日上的经济制度,去搞市场了?”
她转过头看着斯拉瓦:“刚才那个‘合资企业到底姓资还是姓社'这个问题,我觉得我们真的要好好想一个解释了。”
斯拉瓦吸了口烟,没说话。
“还有一层,”年导的声音低沉了些,“你想过没有,如果那些在日企工作的工人体会到了资本主义的糖衣炮弹——更高的工资,更好的管理,更体面的工作环境...
等将来有一天日企走了,这些工人又会怎么看待党?又会怎么宣传资本主义?他们这些新生代可没经历过资本家穷凶极恶的时候,革命太彻底有时候就会让人忘记革命的必要性。”
她盯着斯拉瓦:“我们走的是不是太快了些?苏联还没有这种如此大规模的先例,要不要保守一点?”
斯拉瓦转过身来看着年导。
“哈,以前是我给你踩刹车,现在轮到你给我踩刹车了。”
年导没笑。
“这是党难得能把握住的机会,你于是就因为这个犹豫了?”
“对。”年导说得干脆。
斯拉瓦看了她一会儿。
“看来你在外交部待久了,也变得谨小慎微了。”
他神情复杂地看着年导:“别人去干外交、在资本主义世界待久了就要走资,就比如那个雅科夫列夫,就比如那个赵资羊。你干外交待久了就更坚定要走社。”
年导没接话,她等着他说正事。
“合资这个我还是认为可以办。”斯拉瓦说,“可以小规模地低调地办。”
“如果我们今天拒绝了,日本那边容易趋于保守,就会把厂往美国、往其他地方建。我们得先开一个好头,先把日本人骗进来再杀。”
他吐了口烟,看着烟在风里散掉。
“至于怎么暗中把合资那部分撤出来...交给我们的经济学家们解决吧。”
年导沉默片刻,算是接受了刚刚的解决方案:“那你让我怎么跟日本人说合资的事?刚刚闹那么僵,下午也不好再提了。”
斯拉瓦想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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