鹰酱，我不想组联盟了 第191章

连锁反应开始了。

一些工厂不得不放下原来的计划去生产靴子→原来计划里的那些产品延迟了→那些产品的消费者在预约系统上看到“预计到货时间推迟”→一部分人取消了预约→取消预约导致OGAS认为那些产品的需求下降了→OGAS减少了那些产品的生产指令→等几天之后新的消费者又来预约了→OGAS又得增加生产指令→工厂又得改计划...

再加上外国代理商不断预约又取消预约的行为，最终导致了系统震荡。

整个苏联的消费品生产体系像一辆在高速公路上蛇行的汽车，原来的控制论算法面对这种压力根本行不通，用老算法的下场就是每一次系统修正都制造了新的偏差，每一次偏差都导致新的过度修正！

1994年9月25日，苏共中央不得不做了一个决定：紧急下线国民消费预约系统。

系统在全苏联上线了不到三个星期就被关掉了，苏共官方声明：“系统正在进行技术升级和优化，暂停服务。恢复时间另行通知，未生产的订单将会原价退款。”

这下给国内论坛炸了。有人骂:“苏联的东西就是这样，上线一个月就崩了！”

有人说：“我预订的靴子还没到呢!而且我退款怎么没了？我钱呢？！”

有人说“计划经济根本就搞不了电商，还是老一套好用。”

还有人艾特熊哥：“熊哥不是背景很深吗，谁认识熊哥？能不能问问他咋办？”

“AAA逮捕令批发熊哥”没有在论坛上发言，因为焦头烂额的斯拉瓦正在克里姆林宫里开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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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克里姆林宫内正在召开专项会议。

在座的是斯拉瓦和马林诺夫斯基、国家计委主任、科学院的几位数学家和控制论专家，还有雷日科夫总理。

气氛很不好。

马林诺夫斯基脸色惨白，他知道这件事的责任主要在他——他提出了这个方案，他保证过技术上可行，可他没有充分预见到需求的波动性对系统会造成如此大的冲击，更何况他们也没得到真实需求！

斯拉瓦没有骂他。

“事已至此，我作为拍板推行这个政策的领导要负主要责任，是我没考虑到那么多隐患，是我没等到隐患爆发就先试着推行了，我之后会在政治局做检讨。

现在我们的当务之急是搞个解决方案。”

科学院那边在会议召开前就已经讨论好了方案：

第一是给需求数据加一个缓冲窗口。不把每一个瞬时的需求都直接传导到生产端，要先把它放在一个时间窗口里平均一下，过滤掉短期波动，只把中长期的趋势传导给工厂。

用人话说就是先把需求订单攒一攒晾在那里一个星期，然后再把订单给工厂。

第二是建立缓冲库存。不是所有东西都“按单生产”，对那些需求波动大的商品要保留一定的安全库存。有库存在，短期需求可以从库存里消化，不用每次都紧急调整生产计划。

第三则是建立分级响应制度。把商品分成“稳定需求”和“波动需求”两类。稳定需求的商品走传统的计划生产路线，不需要预约系统来告诉每天要生产多少面粉，历史数据就够了。

稳定需求商品就走传统电商模式，市民可以直接线上购买，然后该地区的物资调配系统在本地仓库（或者国营商店）里把物资运给市民。

波动需求的商品如时尚服装、电子产品、季节性商品则走预约系统。

“我们需要承认一件事——并非所有的消费需求都适合被实时驱动。有些需求是稳定可预测的，计划比实时更好。有些需求是波动不可预测的，实时比计划更好。一刀切要么全计划，要么全实时都不行！”

斯拉瓦听完了。

后来大家讨论到外国那群傻逼投机商和国内倒狗用订单试探系统的行为，决定给系统加上限制——必须实名制账户进行购买，而且为了进一步防止少数倒狗投机倒把倒卖现象的出现，苏联决定以社区为单位集体采购，每个社区的居民去社区下订单，然后社区再把需求报上去，等货物运到社区了再让人拿着取货单来。

毕竟苏联600万个人网民在一个3亿多人口的国家里只占2%。如果电商依赖个人终端，98%的苏联公民将被排除在外，这也是系统刚刚开放时需求数据被如此剧烈冲击的原因之一——98%的需求被委托给这2%的人了，能不出问题吗？能没有倒狗吗？

但苏联有一样东西是西方国家没有的：极其密集的基层社区组织网络。

苏联的城市住宅以赫鲁晓夫楼和勃列日涅夫楼为主体的大型居民社区为单位组织，每个社区都有居委会、工会基层组织、以及配套的商店、邮局、诊所。由于几乎所有工厂都部署了终端——那么每个社区的社区服务中心、工厂附属的消费合作社、甚至邮局都可以成为消费预约系统的接入点。

这下600多万网民的事情就变成了全国九十多万个社区节点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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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结束后，斯拉瓦独自坐在办公室里。

桌上放着那份被紧急叫停的国民消费预约系统报告，他在报告的空白处写道:

“这不会是我信息化系统改革的第一次挫折，我们不能因为第一次跌倒就不走了，我们必须克服困难继续前进。”

他放下了笔。

窗外，莫斯科的秋天正在把叶子一片一片地铺开。金色的白桦叶在风里飘着落在克里姆林宫的红墙脚下。

在几千公里之外的美国，一家叫亚马逊的公司几乎是照抄了苏联的预约系统的界面，刚刚上线了自己的购物网站。

美国人在国际上可是出了一口气，狠狠地嘲讽并攻击了苏联的体制，宣扬着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优越性。

亚马逊不需要OGAS，它不需要中央计算中心来调度生产。它仓库里有什么就卖什么，先生产后销售，销量太大就涨价大赚一笔。

这套逻辑不需要复杂的控制论算法，不需要实时调度生产计划，不需要找平衡点，市场的大手已经在无形中完成了调控。

市场会自动把供给和需求匹配起来，东西多了价格降，东西少了价格涨，涨了生产者就多生产，降了生产者就少生产。无数个分散的决策者通过价格信号自发地协调，不需要任何人站在中间指挥。

苏联用了几十年的时间用全世界最聪明的数学家和最先进的计算机试图做到的事情——完美匹配供给和需求，市场看似用一个简单的价格机制就做到了。

至少表面上看是这样。

可斯拉瓦知道市场的价格机制也有它的代价。价格匹配供需的方式太过残酷，买不起的人就被排除在外面。在苏联面包不涨价所有人都吃得起，在美国面包的价格由市场决定，大萧条的时候有人买不起牛奶，而工厂的牛奶在往河流里倾倒。

两种系统一种算不准，一种不公平。

哪种更好?

未来将会给出答案。

第135章 欢迎来到电算计划时代，同志

1994年10月，国民消费预约系统在紧急下线一个月之后终于以全新的姿态出现在各大社区。

苏联科学院的专家们花了一个月的时间设计出了一套新的机器，该系统在短时间内不会在互联网出现，居民们必须在社区委员会设立的机房进行预约。

社区委员会是苏联的基层组织，它管着一片居民区的公共事务,大到暖气维修小到邻里纠纷。几乎每个苏联城市的居民小区都有一个社区委员会办公室——通常是一楼的一间不大的屋子,里面坐着一两个工作人员。

有条件的社区会有个机房，操作员在机房坐着等待居民前来预约，由于大部分居民都没见过这玩意，这使得操作员必须全程站在机器旁指导居民在电脑上选购产品。

等到居民们可以熟练使用这台机器后操作员的工作就轻松多了，考虑到有些居民希望保留隐私，私因此社区也提供纸质预约单，居民可以去机器临时领取一个预约码然后回家在表格上填写，填完后把预约码抄上去投递到社区的箱子里，每天下班后操作员取出单子手动录入。

在吸取了先前的教训后，现在社区登记的需求不会再实时传导到中央系统——数据会先在社区层面汇总。每个社区每天把当天收到的预约需求汇总成一份清单,在当天晚上统一上传到地方信息中心。最终中央系统收到的是经过汇总按天批次化的需求数据。

同时,系统还对热门商品设立了缓冲库存。常见商品保持一定的安全库存,短期的需求波动从库存里消化，只有超出库存的部分才触发额外的生产指令。

分级响应在新系统里上线，生活必需品如面粉、牛奶、盐、食用油等不走预约系统，它们走传统的计划供应渠道，当天下单当天社区就从国营商店或者城市库存中取来，一般情况下第二天就能到，要是下单的早的话早上下单下午社区那边就能到货。

这种相对快捷的操作流程让去国营商店排队购物的队伍短了许多。

对于那些非必需消费品——服装、家电、日用百货、家具这种，这些就是预约系统的主营业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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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案是定了下来，可众所周知，政策从发布到执行阶段最大的问题往往不是技术而是人。

九十万个社区，每个社区至少需要2-3个操作员，他们要会用预约终端、会帮居民登记、会处理简单的技术故障，还要岗位轮班。

问题是苏联从哪里给民众生出来将近三百万个懂计算机的技术员？

放到后世的老钟，这点需求最多两年就能满足，可苏联呢？

苏联此时极度缺乏计算机专业人员。这几年OGAS的全国建设、万维网的普及、农工产研联合体的升级、政府民企军工企业信息化改造...到处都在抢人。

大学和专科的计算机学生被各大联合体和生产单位早在入学时就被抢得干干净净，因为苏联教育体系改革教出来的学生水平都足够高。

不同于老钟那糟糕的职业专科教育，苏联完善的专科教育出来的学生都是有着各种操作证的，这些学生不同于那些进入大学的同僚，他们只获得了和自己专业有关的相关技能。苏共为了满足生产单位对人才迫切的需求，每隔几年都会组织各行业代表召开专项会议，商讨职业学校应当教授哪些技能、毕业生应当有哪些证书技能。

至于那些无法通过技能考核的学生？要么留级要么退学。

正是这种让职业教育和生产单位高度接轨的体系使得苏联院校出来的学生都被企业抢着要，教育部尽力确保职业学校的教学不和国家发展战略脱轨、生产单位则将不断改进的一线生产经验和科研成果交付学校使得学生可以在让他们的技能与未来的岗位匹配。

这种为社会负责的教育体系自然也会带来代价——短时间内无法向社会提供大量劳动力。

要么走数量但是缺质量，短期内可能效果比较好但长期必然会摧毁生产单位对教育体系的信任，到时候可就没有一毕业就包分配就业、入学就能签订就业合同这种好事了，企业不信任职业教育的后果就是大家全去大学赛道竞争卷学历，大学为了缓解就业压力就不得不扩招，快速扩招的后果就是学历被稀释，后人又不得不去卷更高的学历...

斯拉瓦不愿意搞这种饮鸩止渴的改革去相信后人智慧，苏联的专科教育绝不能走量不走质！

那引进外部劳动力呢？

苏联自1991年开始便更改了移民政策，从原来的欢迎外国专家入籍放宽到允许经互会国家居民移民苏联，但这还远远不够——东欧那一帮苏联小弟也在苏联的指导下搞信息化改革，大家都缺人才，没法互相吸血。

大量引进西欧等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不行，现在还是冷战期间，风险太大了。

引进老钟的下岗工人？老钟虽然不是经互会国家也不是华约成员国，但是中苏已经实现了关系友好，先前几年斯拉瓦和邓希贤签订了关于建设远东的劳务派遣合同，效果还不错，现在可以扩大一下。

于是年导再次出访中国，江怀民总书记隆重地接待了年导——斯拉瓦那边提前给中方外交部打了电话，说年导可以全权代表他的意志，很快双方就开始谈论劳务派遣的人数问题。

此时的中国正在进行国企改革，1994年的官方估算显示，中国国有“705ｕ．сοｍ-读?書會首發”企业中冗余员工超过2000万人，占国企劳动力的四分之一以上。

随着企业改革的开始，下岗工人的年度统计从1993年的300万逐年攀升，到1999年达到了接近2150万。

真正出现的大规模下岗潮是在1997年中共十五大之后，1994年末还处于早期预备阶段——冗余已经很严重，但正式的大规模裁员还没全面铺开。1994年，李鹏总理下令劳动部在30多个城市启动了再就业试点项目，这本身就说明问题已经严重到需要中央层面介入。

现在苏联递来的橄榄枝恰好解了此时老钟的燃眉之急，1994年的中国还没到大规模失业开除的地步，现在还是大规模隐性失业——上千万国企工人名义上还在岗没丢掉饭碗，但实际上已经无事可做，拿着基本工资或减半工资坐在工厂里慢慢地等死。

当时有一个颇为残酷的词汇来称呼这种人：“富余职工”。

江怀民正面临国企改革的巨大压力，几千万冗余工人需要出路，此时担任国务院副总理兼职中国央行行长的朱镕基便给出了个主意——先去搞乡镇企业，完善社保和再就业培训，把优质劳动力留在手上，那些年龄大四十多五十多岁的工人则可以给苏联，到时候还能从苏联手里挣一大笔外汇。

苏联方面当然不乐意！年导来引进劳动力是要让人创造价值的，不是来请进来一堆中年老登养着然后苏联替老钟给他们发养老金——养老金还到不了工人手上，是以卢布外汇的方式打到老钟那边老钟再给工人发人民币。

于是双方就这个问题吵了好几天，最终大家各退一步：

苏联可以在老钟设立劳务派遣公司，60%的人员从老钟国企的“富余职工”群体招募，40%的人员面向老钟社会招募。所有招募人员的工资由中方来发，苏联的卢布直接作为外汇，中方本来是打算包吃包住自己派人管理，但苏方认为无产阶级工人在苏联应当按照苏联劳动法规定的方式生活，无产阶级应当团结，并且应当允许自由移民。

于是前些年斯拉瓦和邓希贤签订的劳务派遣合同就被改了改，中方不再建立专门的园区管理工人，由苏方负责管理。原来的15万派遣人数被提高到了55万，在几个月后又迅速提高到了105万。

在1997年中共十五大召开后，中国还向经互会其它国家签订了派遣合同，使得当年的劳务出口人数一度飙升至400万。大量华工前往经互会国家，正如一百多年前他们的祖辈那样，在1999年后这个数字才开始逐渐回落至100万内。

1994年11月， “中苏劳动力合作协定”在北京和莫斯科分别签署。

苏联优先从东北三省国企的冗余工人中招募，因为东北紧邻苏联远东，气候适应性最强，东北老工业区的人口素质高、国企冗余问题最严重。苏联方面由专门的委员会和相关工厂提出用工需求。工人以合同制形式赴苏工作，合同期通常为一到三年，到期可续，对于优秀者苏方还允许携带工人免费将家属带来，苏方还贴心地提供了学校、医院等配套设施。

这一切就是为了能留住人口，最好华工干完活合同到期了全家直接定居远东。

由于苏联招人的初衷是搞计算机人才，老钟那边派来的人一方面学习能力大不如以前、一方面语言障碍比较严重，所以苏方便让华工代替苏联工人的岗位，对苏联工人进行免费再培训，不奢求他们可以学会敲代码写程序，只需要让他们会操作电脑即可。

“最终，我们都将回到学校...

——无名苏联农业工人 1995.5.1”

————

培训班的教室设在各区的文化宫或者工人俱乐部里。

一个典型的培训班有二十到三十个学员,一个培训员——通常是从大学计算机系借来的年轻助教，一台预约终端——跟社区里将要部署的型号一模一样。

培训员是一个二十三岁的年轻人，经典程序员打扮，穿着格子衫戴着眼镜。他面前坐着的学员平均年龄大概48岁，一直用一种“你在说什么玩意”的表情看着他。

“同志们,”培训员努力让自己的声音听起来有信心，他拍了拍终端的显示器。

“这台机器就是你们接下来要操作的工具，它的功能很简单——”

“先等等！”一个国营商店的售货员大妈举起了手，“这个东西插电吗?”

“...插电。”

“插哪里?”

“...墙上的插座。”这年轻人大概是没下过基层，不知道基层每天要处理的鸡毛蒜皮小事有多么磨练人的耐心，反正他快要红温了。

“我们商店的插座只有两孔的,这个插头是三孔的。”

培训员愣了一下：“呃——可以用转接头。”

“啥是转接头？转接头谁提供?坏了咋办，是我赔吗？”

“...应该是社区提供，具体的你问社区管委会吧。”

“可社区刚刚说了他们不管这事，说这是你负责的。”人群里一个老头举手说道。

“...”培训员深吸一口气看向了旁边的社区工作人员，社区工作人员耸了耸肩：

“要不我给国营商店那边打个电话？”

几分钟后。

“嘿，小同志，好消息是国营商店有排插，坏消息是人家说我们要是用社区预算来买他们那边要打报告，这是国有“705ｕ．сοｍ-读?書會首發”资产，我们大概要等个两三天。”

“...我出钱买排插吧。”“那你也得登记。”“...”

最终光是一个插座问题就花了20分钟才解决，有人从隔壁的工人俱乐部借了一个多功能插排，然后培训员开始教开机。

“来，看我示范——按这个按钮，按一下就弹起来，不要长按。”他指着终端的开关。

二十几个人一起看着那个按钮，像看一颗地雷。一个以前在工厂里管仪表的老头伸手按了一下，屏幕亮了。

“哦！！！”教室里发出了一声声介于惊讶和如释重负之间的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