鹰酱，我不想组联盟了 第193章

瓦莲京娜的脸上不太高兴：“你刚从社区那个什么——那个机器那里出来的吧?”

“嗯。”“怎么样?”

老头想了想：“我预约了一双棉拖鞋，说是三天送到。”

瓦莲京娜的脸色更不好了。

“你看,他们搞这个什么预约系统不就是要把我们商店的活儿抢走吗?以后大家都在那个机器上买东西了,谁还来商店?我们商店怎么办?我怎么办?”

老头看着她。

“你别问我，我就是买双拖鞋。”“可你以前都是来我那里买的!”

“你那里没有42号的，你自己说的。”

瓦莲京娜噎了一下，她当时的意思是让这老东西多给她点好处。

“那是——那是上个月的事!这个月我们进了新货!42号的有了，你来都不来看一眼——”

“我已经在那个机器上预约了。”

“取消掉!到我们商店来买，一样的东西我今天就给你!”

“我又不急。”老头说,“反正旧拖鞋还能凑合穿几天。”

瓦莲京娜看着他,又气又无奈。

“你们这些人啊就是喜欢新鲜。什么机器不机器的——以前不都好好的吗?去商店买东西,面对面看得见摸得着。现在搞什么预约、什么凭证,到时候东西来了不对,你找谁?找那台机器?”

他安慰道：“你放心,你们商店不会关的。那个机器我看它也就是个新鲜，过两个月大家试完了新鲜劲过了,还是得去你那里买东西。你柜台上的东西摸得着试得着,那个机器上的东西只能看个图片。谁知道图片跟实物一不一样?”

瓦莲京娜的表情稍微缓和了一点，一边抱怨着一边离开了。

国营商店的售货员群体对这东西的抵触情绪非常高，他们是社会中一个有微妙权力的群体——他们决定“后门”商品卖给谁。

国营商店因物资短缺而排队时，这些售货员就掌握了分配权，给谁卖给谁不卖就要看大家给他的好处。现在这套预约制消灭了他们的信息垄断和灰色权力，他们自然不乐意。

随着信息化改革的持续进行，透明、公正、平等的新时代将会无差别地碾过每一个抗拒它到来的人。

第136章 暴打人民企业家曹德旺（上）

“利润最大化究竟是个什么样子，西方搞了很多年，也并没有完全搞清楚。可能曹德旺的思路比较好，搞了个取消工会，但是后来被工人用武器进行批判后就老实了。”

1994年2月 中国福建 福清市

福耀在去年就在上海证券交易所A股上市，成为中国汽车玻璃行业首家上市公司。快速发展的福耀玻璃工厂为当地提供了大量就业岗位和收入，作为福耀企业的话事人，曹德旺希望做大做强，把订单发到国外去！

中苏去年在福建开设了新的贸易港，今年他接到了大量来自苏联的订单——苏联的汽车工业在过去两年里爆发式增长,对汽车玻璃的需求量暴涨。

原因是苏联在日本泡沫破裂之后接管收购了大量日资工厂和技术，丰田、日产、本田的生产线被苏联吃进来了,在结合了国产技术后苏联开始大量生产新型号的汽车。这些汽车需要玻璃——挡风玻璃、侧窗玻璃、后窗玻璃...需求量是以百万片计。

曹德旺目前是中国最大的汽车玻璃制造商。他从1987年开始做汽车玻璃,到1993年已经拿下了中国国内百分之六十以上的市场份额！

可中国的汽车市场还不够大，中国的轿车年产量还不到一百万辆。苏联不一样，苏联吸收了日本的汽车产业之后光是远东地区的汽车年产量就在向三百万辆冲刺。三百万辆汽车,每辆至辆少需要五到六块玻璃...

曹德旺算了一笔账，他决定借着劳务合同的机会跑去苏联建厂。

为什么不是在中国生产然后出口到苏联?

因为在苏联本土建厂的好处太多了。

第一是能源。玻璃生产是高耗能产业，熔炉需要天然气,退火炉需要电。苏联远东的能源价格极其便宜——西伯利亚的天然气和萨哈林的石油就在旁边,管道直通,价格是中国国内的四分之一不到！

仅能源成本一项,在苏联建厂就比在中国生产再运过去便宜得多。

苏联作为欧亚最大的能源出口国，给西欧卖的天然气和石油价格比国内价格贵了快4倍，给老钟卖的天然气是半价，但仍然比国内贵了两倍多。

这就是任何高耗能的外国企业都想去苏联那边建厂的原因。

第二则是OGAS订单的稳定性。按照传统，苏联的计划经济体系可以提前几个月甚至一年给出订单预测，现在由于苏联搞信息化改革，国家生产单位开始根据OGAS系统调整生产计划的频率开始不断提高，但苏联方面为了留住外资，还是给外资签订了以年作为单位的长期订单。

所以曹德旺不需要去猜市场，苏联对他这样的制造商来说简直是天堂——他知道客户明年要什么、要多少,他可以精确地安排产能和原材料采购。

第三则是技术。苏联在接管日本汽车产业之后拥有了大量日本的汽车制造专利和技术文档。苏联的专利法允许在苏联境内合法使用这些技术——包括跟苏联合资或在苏联境内建厂的外国企业。

苏联这招太狠了，曹德旺如果在苏联建厂他可以合法地获取日本汽车玻璃的技术规范和检测标准，这些东西在日本买要花几百上千万美元的专利费。

技术共产主义万岁！

第四则是人力，这一条是曹德旺心里想但不会在任何公开场合说的。

他打算从中国带工人过去。

中国工人便宜，能吃苦，听话，加班不抱怨，尤其是那些从国企里被开掉的职工，他们有着足够的技术素养还非常有责任心，不剥削他们简直对不起他的身份。在中国的福耀工厂里,他的工人每天工作十到十二个小时,一个月休息三四天,工资是苏联工人的五分之一。

如果在苏联雇苏联工人?别想了，苏联工人真有拥有经济权力而非权利的工会、有劳动法保护、每天工作八小时、加班要付双倍工资、一年有带薪假期、生病了有病假...在曹德旺看来,这些保护加在一起就意味着一个苏联工人的实际用工成本是一个中国工人的五六倍不止！

如果他带中国工人去苏联，用中国的管理方式管中国的工人,但在苏联的土地上、用苏联便宜的能源和稳定的订单，那就是把两边最好的东西揉在了一起。

而且他从政府那边的关系中还得知苏联结算工资是直接把卢布打到国家外汇储备银行，中国方面再把人民币打给劳务派遣公司，劳务派遣公司再把钱打给中国劳工。

曹德旺随后先向苏联远东特区管理委员会提交了建厂申请，又开始跑国内的关系，终于获得了优先前往苏联建厂的许可。

苏联那边申请很快批下来了——苏联欢迎外资,尤其是能填补产业链空缺的外资。远东特区需要汽车玻璃厂,曹德旺正好来了，岂不美哉？

此时的曹德旺胸怀大志，认为自己事业首次出海作战必能旗开得胜，做大做强近在眼前！

————

1994年5月 苏联远东 纳霍德卡特区

福耀玻璃(远东)有限公司厂房开始动工了，纳霍德卡是苏联远东特区的一个港口城市，离符拉迪沃斯托克不远,交通方便,港口可以直接接收从中国运来的设备和原材料。

曹德旺从中国带来了五百多名工人。这些工人一部分来自福建和江西农村，年轻强壮、吃苦耐劳，一部分则是因朱镕基推行的“乡镇企业政策”，他需要吸收分担一些国企的下岗职工。

这些工人签的是海外劳务派遣合同，由福耀在中国的子公司派出,合同期两年。合同里写的工资比他们在中国国内能挣到的高，高百分之五十左右——但仍然远低于苏联当地工人的标准。

工人们住在工厂旁边的一栋宿舍楼里，曹德旺自己拿彩钢板搭的，本质上就是集装箱房，苏联最简陋最模块化的赫鲁晓夫楼比这都算得上是豪宅。

宿舍的条件怎么说呢...比工人们在农村老家的条件好些,但比苏联当地工人的平均居住条件差得多。

八人一间的上下铺，公共卫生间和公共浴室，食堂供应中式伙食——大米饭、炒菜、馒头稀饭。

至于工厂的管理模式？当然是曹德旺和自己的亲信亲手把控，管理层全是和他有关系的人！

早上七点上班，晚上七点下班。十二个小时中间有一个小时的午饭时间，一周工作六天。

加班是常态——赶订单的时候连续工作十六个小时也不稀奇。

曹德旺从中国带来了的自己的管理团队下手颇狠，厂长、车间主任、质检员全是他在福清用了多年的老人，这是他的公司出海以来的第一仗，这一仗必须打出开门红，必须打得漂亮，必须要狠狠大挣一笔！

工人们起初没有抱怨——至少在最初两个月里没有。他们从中国来到这里挣的钱确实比在家里多，虽然工作辛苦,但他们是来挣钱的不是来享福的。

对于年轻工人来说，忍耐几年攒一笔钱,回家盖房子娶媳妇，这就是他们的全部计划；

对于国企下岗职工来说，他们感谢国家给了他们一份新工作，既不用白吃国家的工资躺那里不干活，也能给家里邮寄一些钱让家人能活得更好。

可中国劳工很快发现了一件事——这里不是中国。

————

纳霍德卡可不是福建的农村，苏联超过60%的城市化率和很高的工业化程度那是老钟农村能碰瓷的？

工厂隔壁几百米远的地方就是苏联本地的一家机械加工厂。

那家工厂每天七点半提供早饭，工人可以在厂里吃早饭也可以在社区食堂吃，吃完了八点半上班上到十二点，吃午饭睡一觉到两点上工，下午六点半下班回家，闲的人还可以在工人俱乐部里来点娱乐,他们每周只需要工作五天。

听苏联工人说，在十年前工厂还有酒馆提供伏特加，但是这些年伊万诺夫搞禁酒说要维持清醒生活，烈酒不让卖了只能来点啤酒。再加上大家手头都宽松，下班后娱乐设施和方式都变得多彩多样，去酒馆的人更多地是找个聊天看电视的地方而不是借酒消愁，于是工厂就把酒馆关了改成图书室。

他们还听说苏联工人有掌握经济权力而非权利的工会，有带薪年假——每年二十五天，他们生病了可以请病假还工资照发，他们住的地方与其说是小区不如说是一个社区。

就像以前老钟的国企那样，围绕一家大型企业配套的学校、医院、警察局、消防站设施齐全，苏联工人的铁饭碗可以保他们从摇篮到坟墓！

他们厂里的宿舍也是集体宿舍——四人一间,有独立的卫生间和浴室。

中国工人们开始注意到这些差别。

他们在纳霍德卡的街上走的时候、在商店里买东西的时候、在跟当地人沟通的时候,他们看到了一个不同的世界。

一个被公头叫小陈的年轻工人是个江西佬,初中毕业，在一次偶然的机会里跟隔壁苏联工厂的一个俄国工人搭上了话。两个人语言不通,靠比划和一本破旧的中俄词典勉强沟通。

小陈问他:“你们每天工作几个小时，能拿多少钱?”

俄国工人给他比划一通。

小陈也告诉了他们自己厂里的待遇，俄国工人的表情瞬间变了，露出一副“你在开玩笑吧”的表情。

小陈摇了摇头，说他没开玩笑，这已经比他在国内的生活好多了。

俄国工人摇摇头说了几句话，情绪很激动，一边指着工厂墙壁上挂着的镰刀锤子章还有列宁的画像一边对他说话。他的语速很快，小陈有些记不住,但他后来查了词典：

“同志，这是违法的，哪怕是在欧洲那些资本主义国家都是违法的！

该死，真TM该死，只有封建地主才会干这种事情，我记得你们早在四十年前就消灭封建地主了——邓呢？邓不是说他是毛最好最忠实的好学生吗，为什么不管管？”

看来这位俄国工人并不了解中国。

————

矛盾在1994年下半年开始积累。

工厂运转了半年之后,最初的新鲜感和挣钱的兴奋劲过去了。工人们开始感觉到累，困倦从骨头里渗出来，一天比一天沉重。

十二个小时的玻璃生产线充满了高温、噪音和粉尘，这对人体消耗巨大。熔炉旁边的温度超过四十度,工人穿着防护服汗流浃背。切割和研磨的车间里粉尘弥漫,口罩挡不住最细的玻璃粉——吸进肺里几年之后就是尘肺。

有人开始生病了。

一个工人得了支气管炎，咳嗽不止,痰里有血丝。他去找车间主任请假看病，车间主任则说:

“去医务室拿点药,明天继续上班。”

工人去了医务室，可工厂的医务室只有一个赤脚医生级别的人,能开的药就是止咳糖浆和退烧片。他拿了药吃了,咳嗽没好,第二天还是上了班。

因为不上班他没有钱拿，老婆孩子还在家里等着他每个月的汇款，他没得选！

另一个工人在搬运玻璃的时候割伤了手，伤口很深需要缝针，工厂的医务室处理不了。他被送到了纳霍德卡的市医院。

在医院里,一个苏联医生在给他缝完针之后跟他聊了几句。医生问他的工作状况，工厂的翻译在旁边翻译。

医生听完之后脸色变了。

“什么叫做工伤没有报告过劳动监察部门?”“你们党委不管事吗？”“工会呢？”...

翻译犹豫了一下，他知道如果如实翻译这些问题工厂那边会不高兴，但人性终究是占据了上风，他决定告诉医生具体情况。

苏联医生面色难看，立刻开始写一份给劳动监察局的报告。

————

在1994年末，由于劳务合同发生了变化，苏联方面将会接手华工的生活，同时苏联给远东追加了一笔投资，要搞合资企业。

曹德旺欣然同意，作为代价他需要让出工厂40%的管理权，并且和本地的小工厂合并，算上900多名苏联工人此时他的玻璃厂已经有了将近1500人。

麻烦随之而来，既然苏联工人来了工厂，那么根据劳务合同苏联工人要根据传统组建他们的工人组织。

首先是工厂苏维埃，每个生产车间、每个工种都要按比例选出劳动代表，这些代表组成了工厂苏维埃，负责监督管理劳动秩序、确保工作场所安全以及工人权益；

随后则是工会，在苏联仍然是党控制工会，但在这些年的改革中工会的经济权力得到了加强，工会决策层要有三分之二从事一线生产，大部分都是党员。

理论上还要成立党支部，但在合资工厂里中方派来的管理层也有中共党员，中共和苏共不存在谁统领谁的关系，双方平等，名义上苏联党支部挂靠在工厂上。

曹德旺对后面几条没有太大意见——苏联出钱扩产能、出工人补人手对他来说不亏，管理层变动他也忍了，毕竟他还是掌握了主动权。

至于工厂苏维埃和工会，他觉得只要不干扰他自己的工人就行，他并不想彻底得罪苏联工人——毕竟在跟苏联工人接触之后他发现苏联工人的素质确实高。

苏联的产业工人不是中国农村来的只接受过初中教育的打工者。

他们全部都读过技术学校并获取过技能证书——焊接、机械加工、仪表控制...动手能力和理论基础都扎实。他们看得懂图纸、会用精密仪器、对工艺流程的理解已经超脱了“师傅怎么教我就怎么干”,达到了“我知道每一步为什么要这么做”。

这种熟练技术工人放到老钟已经可以成为独当一面能带学徒的老师傅了，在苏联这里几乎是工厂技工的标配，曹德旺能不眼红吗？

有这么高效运转的劳工进入工厂想必生产力会大大提升，对吧？

而且苏联的工厂管理层效率比曹德旺以为的要高很多，苏联的管理方式跟中国不同——中国是厂长说了算,苏联是按标准流程走。流程由工厂苏维埃和工会制定，定了后每一步怎么做、谁负责、出了问题找谁都清清楚楚。这套东西虽然不如“厂长一句话马上执行”来得快,但稳定性好,不容易出低级错误。

曹德旺就这样在利益和效率的吸引下决定引进苏联工人。

他此时还不知道这个决定会把他推向什么结局。

————

苏联工人到了之后在工厂里转了两天。

两天之内，他们看到了所有他们需要看到的东西。

中国工人的工时——名义上每天十小时（合同改了之后从十二小时降到了十小时），实际上赶订单的时候还是会到十二甚至十四小时。

加班工资？有，但折算下来比正常时薪只多了20%，苏联劳动法规定加班至少付150%，而且如果是因为OGAS系统调整生产计划导致的计划性加班，那么加班工资是200%起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