鹰酱，我不想组联盟了 第36章

“我书读得不多，不太清楚你们知识分子的术语，那个框架叫什么？”斯拉瓦问。

“我也不知道叫什么，叫农工联合体也行叫产研联合体也行，名字不重要——重要的是它得有权！有权根据实际情况调整生产计划而不是死守莫斯科下达的指标，有权在内部协调资源配置而不是每一笔化肥每一车种子都要层层审批。”

一个年轻一些的副教授在旁边插了一句嘴：“说到底嘛，我们讨论的是让一个具体的组织有权根据当地实际情况做出经济决策而不是一切听从莫斯科，但这东西已经超出了农业的范畴了。”

跟普通庄员谈话的那个晚上是最让斯拉瓦沉默的。他把三十多个人分成了五六个小组，每组五六个人在教室的不同角落里坐着聊，他和年导各负责几个组轮流转着听。

这些人里有头发花白在集体农庄干了三十年的老拖拉机手，有刚从农业技校毕业被分配到国营农场的二十来岁的年轻人，有养了一辈子猪的妇女，有负责粮食仓库管理的中年男人。

他们说的话比负责人和教授们都更直接也更沮丧：

粮食烂在地里他们心疼，但没有办法，因为烘干厂的容量就那么大排队就是排不上；

集体田里他们确实不如在自留地上上心，因为自留地挣的钱养家，集体田挣的工分养指标，这两件事的重要性在他们的日常生活里差着好几个等级；

年轻人想离开农村去城里的工厂上班，因为城里的工资高而且有暖气有热水有电影院，农庄留不住人、老龄化越来越严重，这几年的情况比十年前差了一大截。

一个养猪的大姐在聊到自留地的时候笑着调侃道：

“伊万诺夫书记啊，不是我们不爱集体不爱社会主义，我们生在这个制度里长在这个制度里对它有感情的！

但人嘛，总归要吃饭的，你让我在庄里干活吃的穿的跟我在自己地里忙活一季挣的一比——唉，你叫我怎么说呢？”

她没有把话说完。她不需要说完，因为剩下的部分所有人心知肚明。

“我再想想办法。”斯拉瓦只能这样回答道。

————

那天深夜回到宿舍之后，斯拉瓦在桌前坐了很久，桌上还摊着他从莫斯科带来的几份关于老钟农村改革的参考资料。

他把这些材料和他在阿穆尔州的调查笔记对照着看，看着看着就开始在纸的空白处写字，写了又划掉划掉又写，来来回回折腾了将近一个小时。

最后，纸上只剩下了一句话：

“苏联不是中国。”

这句话是他来到阿穆尔州之后真正学到的第一课。

老钟1978年的农村改革有一个苏联不具备也不可能复制的前提条件：

老钟有超过八亿农民。

这八亿人的劳动力远远没有被解放出来，只需要一纸政策的松绑就能释放出巨大的生产力增量，而且，中国农村的集体化历史只有二十来年，农民对自己种自己的地这种事情还有鲜活的记忆和操作能力。

当然，解放劳动力只是一个纸面说法，一般我们叫它失业。

苏联呢？城市化率超过百分之六十五，农业人口占比不到四分之一，而且集体农庄制度已经被彻底嵌入了计划经济的大循环中——

从种子到化肥到收购到运输到加工，每一个环节都连着另外的部委和计划指标，就算把集体农庄解散了让农民自己种地，谁给他们提供种子？谁给他们供应化肥？他们种出来的粮食卖给谁？国家粮食收购体系怎么办？城里人吃什么？

牵一发而动全身，动全身是最危险的，因为一旦玩脱了就会提前触发解体结局。

现在回头看过去的自己，斯拉瓦真想抽自己两耳光——他当时确实是在用老钟的模板往苏联的现实上套。

安德罗波夫拒绝他的理由是完全正确的，只不过当时他太急于推销自己的方案了以至于听不进去。

可联盟的出路在哪？

集体农庄的低效是真实存在的，自留地的高效也是真实存在的，农民的消极态度和产业链的系统性断裂更是真实存在的——否定了老钟路线不等于否定了改革的必要性，它只是意味着联盟需要找到一条属于自己的路。

那条路是什么？

他把笔记本翻到新的一页然后开始写，写了大约两行他就停下来了。

因为他发现自己不知道该写什么。

于是他又翻回前面重新看科洛索夫教授的说法，种、产、加、运、销——五个环节一个圈，所有线条连在一起。

也许答案不在于拆散集体农庄让农民各干各的，而在于把围绕着农业的那些断裂的环节重新粘合起来，建立某种能够在本地层面统筹从种子研发到最终销售的全链条的组织，让这个组织有足够的自主权根据阿穆尔州的实际条件来做决策而不必事事请示六千公里之外的莫斯科。

紧接着这个想法立刻碰到了他在过去三周里反复遭遇的那堵墙：

这些环节分属不同的部委管辖，要整合它们就必须打破部门壁垒，而打破部门壁垒意味着动别人的蛋糕，动蛋糕就意味着政治斗争——他一个刚来一个月的远东州委书记，拿什么去跟莫斯科的部长们掰手腕？

“妈的，救不了，世界赶紧毁灭吧，休克疗法是对的，戈尔巴乔夫我想你了！”斯拉瓦把笔甩在桌上。

“唉....”

他透过窗户看着外面布拉戈维申斯克的深夜。

四月底的远东已经能感受到夏天的气息了，白天的气温偶尔能爬到十度以上，但夜里还是冷得要穿毛衣。

对岸，黑河市的灯火在黑龙江宽阔的水面上投下一串模糊的光点，就像他的未来一样。

到底是集体农庄制度本身的问题，还是套在集体农庄外面那一层僵化的官僚计划体制的问题？

如果把集体农庄放到一个有正常价格信号、有真实市场反馈、有足够自主权的环境里——它会不会变得和自留地一样高效？

还是说集体化本身就是一条死路，不管外部条件怎么变农民只要在集体框架里就永远不可能释放出全部的劳动积极性？

这个问题他在那个深夜没有想出答案来，在之后的很多个深夜里也没有，也许集体化和激励可以通过某种巧妙的制度设计被调和到一起，也许苏联需要的不是分田到户，而是一种在集体框架内引入个人激励的混合机制。

具体是什么他还不知道，但至少现在他知道了自己不知道什么，而这比他一个月前离开莫斯科时的状态已经进步了不少——

那时候他以为自己什么都知道。

“实践出真知啊... ”

第31章 还敢干吗？还敢！

既然有了初步方案，那么就该向中央要权了。

第一稿先被斯拉瓦自己毙了，原始版本只要发出来立马就能被扣上帽子送去西伯利亚。

第二稿是年导帮他润色的，措辞温和了很多，但年导把他的核心观点也给润没了——报告变成了一份四平八稳的农业现状分析与改进建议。

任何一个州委书记都能写出来这种东西，递上去最多换回来一个“已阅”的批示。

斯拉瓦看了一遍：“这跟放屁没什么区别。”

年导毫不客气地回道：“那你自己来，我不伺候了！”

第三稿俩人琢磨了好几天，核心思路只有一个：在阿穆尔州组建一个农业产研联合体，把从种子研发到田间种植到收获加工到仓储运输的全部环节纳入一个统一的管理框架内，在这个框架内赋予联合体一定程度的自主定价权、资源调配权和利润留成权。

这次他吸取了教训，所有的提法都严格控制在官方话语体系内，尽量避免被扣上自由派的帽子。

联合体这个概念在勃列日涅夫晚期1982年食品纲领中就已经出现过了，不算新东西。

所谓的企业自主定价权也被包装成了“在国家收购价格基础上允许联合体对超额产出部分进行有限的协议定价”。

这事安德罗波夫也干了，没什么问题。

利润留成则被表述为“联合体在完成国家计划指标后有权将超额收入的一定比例用于内部发展基金和劳动者奖金”。

这也和安德罗波夫本人正在推动的工业企业扩权实验是一个逻辑，只不过从工厂搬到了农田上。

报告的最后一段他还要拿安总的话来当挡箭牌：

“上述方案不涉及对现行农业体制的根本性调整，仅是在现有制度框架内通过创新来提高资源配置效率的探索。

其核心理念与1982年食品纲领的精神完全一致，并参考了安德罗波夫同志关于‘在不动摇基本制度的前提下完善经济管理机制’的指示。”

报告很快发出去了，斯拉瓦原本以为至少要等两三个星期才能收到回复——莫斯科的官僚系统消化一份报告的速度通常比蜗牛爬完克里姆林宫的围墙还慢。但这一次回复只用了五天。

五天后谢洛夫打来电话：“安总看了，他让你放手干，但注意分寸。”

斯拉瓦拿着话筒愣了一下。

“那戈尔巴乔夫那边呢？”

“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也同意了，而且他让农业部给阿穆尔州的农业资源调拨提高了一个优先级——你要的化肥和种子的配额会在下个月到位。”

斯拉瓦挂了电话之后在宿舍的小客厅里来回走了好几圈，心情好了许多。

他原本做好了被打回来至少修改好几轮再通过的准备，没想到安德罗波夫批得这么爽快——

也许是安总确实想看看斯拉瓦在实践中能折腾出什么名堂，也许安德罗波夫真的希望他成功，因为他的成功就是安德罗波夫总路线的一个新里程碑。

————

阿穆尔州第一书记叫伊戈尔·彼得罗维奇·库兹明，是个在远东干了二十年的老干部。

斯拉瓦到任的头一个月里，库兹明对他的态度还挺礼貌的：

笑脸相迎、茶水伺候、工作汇报一样不少，但绝不主动提供任何帮助也绝不主动设置任何障碍。

对于这个老官僚来说，他需要知道这个从莫斯科来的年轻人到底是过客还是常住客，是安德罗波夫派来镀金的还是真的要在远东扎根的。

等安德罗波夫的批复传到阿穆尔州之后，库兹明立马就明白了——

斯拉瓦只是一只落草的凤凰，假以时日他还是要重回天庭的，锦上添花不如雪中送炭啊！

于是阿穆尔第一书记立马下令给斯拉瓦开绿灯，斯拉瓦提出要调用州委的一间办公室作为联合体筹备组的临时驻地——当天就腾出来了；斯拉瓦要求州农业局提供全州所有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的详细经营数据——第二天一整箱文件就送到了他桌上；斯拉瓦想去考察几个他之前没去过的偏远农庄——车和司机当天下午就安排好了。

年导非常赞赏这种干部：

“这种思路灵活的干部你得多用，现在他给你开绿灯让你去折腾，折腾成了他可以分一杯功劳，折腾砸了责任在你他可以说只是服从上级指示。

看看人家，左右逢源，不赔不赚。典型的地方一把手处理空降干部的标准操作，你就学吧。”

...

莫斯科那边的阻力虽然比阿穆尔州本地的大得多，但也没有大到能挡住一份有安德罗波夫签字的方案。

斯拉瓦的农业产研联合体提案在递交到中央之后经过了几个部委的会签：农业部、国家计委、食品工业部、科学院...

毕竟在这个计划体系内，每个部位都可以试着过来分一杯羹。如果斯拉瓦这个新东西不能把利益分给这些部委，那就要做好被所有人拒绝的准备了。

在经过一番政治运作后，最终通过的版本比斯拉瓦的原始方案缩水了一小半：

自主定价权被限制为在国定收购价基础上上浮不超过百分之十五，适用范围仅限于超额产出部分；

利润留成比例被从百分之三十砍到了百分之十五；

联合体的管理权限被明确限定在“种植—初级加工”两个环节，不得延伸到运输和终端销售，而且整个试点的有效期只有两年，两年后根据效果评估决定是否延续。

斯拉瓦心里很清楚这已经不是他想要的那个方案了，但它至少还保留了一些可操作的空间。

价格浮动虽然不多，但总比零强，百分之十五的利润留成虽然少，但至少能让劳动者看到多干多得的可能性。

“退一万步来讲，我穿越前又有哪个企业能做到把百分之十五的利润作为额外激励分给劳动者的？

我都不说额外激励，百分之十五的利润能作为基本工资就不错了。”斯拉瓦对此评价道。

————

五月中旬，阿穆尔州农业产研联合体正式挂牌成立了。

挂牌仪式在布拉戈维申斯克农业学院的门口举行。一块新做的铁皮牌子被钉在了办公楼的墙上，牌子上用红漆写着全称，下面还画了一个镰刀和麦穗的标志。

斯拉瓦和科洛索夫教授一起揭了牌，州里的报纸来拍了几张照片发在了第三版的角落里，排面不大。

联合体的组织架构按照斯拉瓦的设计由三个板块构成：科研板块由农业学院牵头，负责新品种选育、栽培技术研究和农化服务；生产板块由四个选定的集体农庄组成，总耕地面积约两万公顷，其中一万二千公顷种大豆、其余种小麦和杂粮；加工板块则整合了布拉戈维申斯克周边的两个粮食初加工厂和一个油脂厂。

纸面上看起来不错——种产加三个环节终于被放到了一个管理框架里可以直接对接了。但从挂牌的第一天起问题就开始冒头。

第一个问题是人，联盟非常非常缺劳动力，哪里来找专业工人呢？

而且联合体还需要一个总经理来统管日常运营，这个人必须同时懂农业、懂加工、懂管理——

在联盟的干部体系里这种跨界型人才几乎不存在，因为每个人都是在一个狭窄的行业轨道里被培养出来的。

那咋办？只能火线提拔了，找点一线干部来吧。

于是斯拉瓦最后选了一个叫谢苗诺夫的人——此人以前是一个国营农场的副场长，五十出头，脑子算活络的，对食品加工也有所了解，上任后的头一件事是跑去油脂厂视察，回来跟斯拉瓦说完全没问题。

过了一段时间斯拉瓦才知道这人因为不懂技术所以很快就把权力交给了技术人员，技术人员说什么他不在乎，他只要产量高就行。

那这操作和斯拉瓦之前遇到的领导一拍脑门定指标有什么区别？

他现在是下命令的那个，然后中层领导为了讨上级欢心层层加码，最后不还是落得乌兹别克的下场！

第二个问题是权。

虽然中央的批文上写着联合体有权在管辖范围内统筹资源调配，但实际操作中那四个集体农庄的负责人并不真的把联合体当回事。

他们的上级是区委，区委的上级是州委，在苏联的行政链条中一个新成立的联合体到底排在哪个位置上没有人说得清楚！

化肥到了仓库是先给联合体的四个农庄，还是先给别的农庄？

当地的农业局长习惯性地按照老规矩来分——谁跟他关系好谁先拿，联合体的牌子又不能让他多分到一吨化肥。

斯拉瓦不得不跑去找库兹明，请他发一个州委的内部通知明确联合体在资源分配上的优先序。

姜还是老的辣，库兹明这老资历比斯拉瓦这小资历更懂官僚，他很快就搞了一个折中的、谁也不太满意但谁也说不出大毛病来的安排。

第三个问题是最要命的——价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