鹰酱，我不想组联盟了 第48章

“意料之中。”年导评价道。

“以政治局的尿性第一次肯定不能过，但至少现在政治局里的每个人都清楚实打实的利益更重要。”

...

很快，转机在五月到来了。

五月上旬，朝鲜领导人金日成访问莫斯科，契尔年科在接待金日成的官方活动中公开发表了一段讲话，其中包括一句话：

“苏中关系正常化对亚洲大陆局势的发展至关重要。”

契尔年科说这话的动机可能很简单——金日成同时和中苏两边都有关系，在他面前表达对中苏关系的重视既是外交礼节也是地缘政治平衡。

但不管动机是什么，这句话一旦说出来就变成了一个可以被引用的政治事实。

几乎在同一时间，中苏两国签署了经济合作和科技合作协定，并成立了经济贸易科技合作委员会。

这份协定的内容包括扩大双边贸易规模、在能源和基础设施领域开展项目合作、以及互派科技人员进行交流，每一项都是实打实的利益绑定。

斯拉瓦在看到这两个消息的时候立刻意识到了机遇的窗口已经向他打开。

“我要去老钟一趟。”他对年导说。

年导扬起眉毛：“去干嘛？”

“去拿东西。

于洪亮上个月说了让我等消息，我现在不想等了，我要亲自去北平跟他们的人当面谈。

我需要中方给出一些能摆在政治局桌面上的东西——贸易订单的扩大、某个领域的技术合作意向、甚至只是邓主任对新领导层的一个正面评价——任何能帮助改革派在越南问题上赢得更多政治局票数的筹码。”

“契尔年科会批吗？”

“不需要他批。经贸科技合作委员会刚成立，我以中央书记处农业部门副主任的身份去中国考察农业合作项目完全是正当的公务出访，我不需要政治局的批准，只需要戈尔巴乔夫签一张出差单。”

年导靠在椅背上想了一会儿。

“你知道你去北平这件事本身就是一个信号吧？不管你名义上是去谈农业还是谈什么，所有人都会知道一个苏共中央委员会的干部跑到北平去了——还是改革派！这在中苏关系二十多年的冰冻期之后可不是一件小事。”

“我知道，这也是我的目的之一。”

戈尔巴乔夫在第二天就签了出差单。他在签字的时候看了斯拉瓦一眼，说道：

“你去吧，少说点爆论，别搞得你是去卖国的，你知道因为你支持在农业产研联合体中引入价格调节机制后有多少干部要求你立刻退休吗？”

“没事，我书读得不多，只学到了实事求是，我才不怕什么走资什么市场什么私有化，无非是短期促进经济长期促进革命而已，现在不改我们连长期执政都难说。”

“斯拉瓦，你太悲观了，联盟怎么可能几年就崩溃呢？”戈尔巴乔夫摇了摇头。

斯拉瓦一脸难绷地看着戈尔巴乔夫，欲言又止，止言又欲，最后也摇了摇头离开了。

1984年6月27日，斯拉瓦和年导抵达北平。

第41章 让一部分人先腐起来（8K）

从莫斯科飞北平的客机在首都机场降落的时候是下午两点多，舷窗外的华北平原在六月的阳光下铺展成一片浓绿和浅黄交织的色块。

斯拉瓦太熟悉这抹色块了，他在阿穆尔州田间地头搞农业生产时的经验告诉他，绿色的是冬小麦刚刚收割后露出的第二茬庄稼的新苗，黄色则是等待翻耕的麦茬地。

飞机降低高度，穿过一层薄薄的雾霾。

斯拉瓦注意到了机场跑道旁边那些低矮的农舍和小块的菜地——首都机场的围墙外面就是农田，这在莫斯科的谢列梅捷沃机场是看不到的景象，它以一种非常直观的方式告诉你这个国家的大部分地区仍然是农村。

中方的接待规格不低，算不上张扬，毕竟斯拉瓦也就是个委员，又不是政治局成员或者部委书记。

一辆上海牌轿车和两辆北京吉普在停机坪上等着，外交部的一个副司长带着几个工作人员在舷在梯旁边迎接，一些穿着绿色军装的持枪卫兵站在旁边。

显然老钟对此次访问是做足了功课，在接待苏联客人这件事上的分寸拿捏得极其讲究：

太隆重了会让苏共保守派觉得中方在拉拢改革派从而给斯拉瓦惹麻烦，太冷淡了又显得不重视。

年导从飞机上下来后，做的第一件事是深深地吸了一口北京六月的空气。

一股航空煤油的刺鼻气味让她连着打了几个喷嚏。

“这味道——”她用俄语对斯拉瓦说。

“机场的空气都是这样，习惯就好，”斯拉瓦回答的时候已经自然而然地切换成了中文去和迎接的副司长握手，“谢谢你们的安排，路上辛苦了。”

副司长眼中闪过一丝惊讶。虽然他在出发前被上级告知过这个苏联干部会说中文，但亲耳听到一个长着中亚面孔、穿着苏式西装的人张嘴就是带点北方口音的普通话，冲击力还是不小的。

随行团只配了一名翻译。一个三十出头的年轻男人，戴着眼镜，穿着一件洗得有些发白的蓝色中山装，手里拿着一个笔记本随时准备记录。

由于斯拉瓦的中文流利到几乎不需要翻译，这个年轻人在接下来的大部分时间里都处于一种随时待命但基本用不上的尴尬状态。

————

在北平的头两天是谈正事。

地点在钓鱼台国宾馆的一间会议室里：深色的实木家具、墙上挂着一幅水墨山水画、茶几上摆着青花瓷茶具，和白宫的金碧辉煌完全是两样。

毕竟，几千年的文化积淀从来不需要用黄金和水晶来证明什么。

中方出席会谈的最高级别官员是副总理万里——一个六十多岁的老干部，也是CPC改革派的一员大将。

万里是一名久经考验的老党员了，在抗日战争前入党，在文革中同样遭受到了打击，后来恢复职务，全面支持邓希贤的决策。

会谈的前半段是友好的寒暄和经验交流。万里不疾不徐地介绍了改开六年来的进展——

1984年的老钟正处在农村改革的收获期和城市改革的起步阶段，粮食产量连年增长，农民平均收入比1978年翻了一番，乡镇企业像雨后春笋一样在各地冒出来，沿海的四个经济特区已经初具规模开始吸引外资。

“当然，我们也在发展中遇到了许多问题，”万里在说到这里的时候语气变得更加坦诚了一些。

他抿了一口茶：“价格改革是最头疼的，双轨制在短期内确实激活了生产积极性，但也带来了严重的寻租问题。

有些国企干部和官员私通，利用手中的批条倒卖物资，低价拿高价卖，群众意见很大。

我们的通货膨胀的压力也在增加——改革不是请客吃饭嘛，总是有代价的。”

“理解，理解，都是摸着石头过河，哪有不湿鞋的？”

老钟用双轨制来逐步引入市场价格信号，联盟现在还停留在“国定价格上浮不超过百分之十五”的阶段。

两个大国在改革这条路上的起点不同、速度不同、但碰到的根本性矛盾惊人地相似：

怎样才能在不引发社会动荡的前提下让价格反映真实的供需关系？

“副总理同志，我们也在做一些尝试。”

斯拉瓦谦虚地开始拿出自己带来的一些成果。

他在来之前就想好了要用什么姿态和中方交流，既不能像老大哥那样居高临下，也不能像学生那样唯唯诺诺。

历史已经证明了，用刀枪和大炮对付这个国家得到的只会是同样的反击。

大日本帝国做不到，美帝国主义联军也做不到，赫鲁晓夫也做不到！

“在农业方面，我们建立了几个产研联合体的试点，把从种子到加工的全链条整合到一个管理框架里。

效果嘛...还在观察中，坦率地说还碰了不少壁——你们的改革经验对我们很有启发。

曾经苏联是中国的老大哥，现在在搞市场经济这个领域中国倒成了我们的老大哥了。”

这句话一出，在座的中方官员们都露出了笑意。中苏关系二十多年来苏联一直以老大自居，之前苏联对待东欧那一票小国时一直以老子党的姿态凌驾于它们之上。现在，一个苏联的中央委员在正式场合说出这种话，不管他的本意是外交恭维还是真心感叹，这句话本身就值得北平记住。

寒暄结束后进入了正题。

万里的秘书退场了，房间里只留下了双方各三四个核心人员——斯拉瓦、年导、苏联驻华大使馆的一个参赞、万里、于洪亮、以及一个做纪要的年轻干部。

那个翻译也留在了房间里，但基本上无事可做，斯拉瓦递给他一份俄语文件让他先看着翻译。

那是关于阿穆尔州农业产研联合体运营状况的总结报告，斯拉瓦不介意把这份经验分享给中方，反正这份资料已经被KGB审查过了，里面没有任何敏感的政治或军事内容。

“于司长之前传达了贵方的意思，”万里直接切入了主题，向斯拉瓦轻轻点头，眼睛微眯。

中方知道苏方想要什么，现在轮到斯拉瓦开价了。

“关于柬埔寨问题和越南问题，中方的立场于司长应该已经跟你说过了，我们今天可以谈点具体的。”

接下来的半个多小时就是双方的外交博弈环节了。

斯拉瓦先把自己的牌摊了出来：苏共党内的改革派正在政治局中推动调整对越政策，要推动越南从柬埔寨撤军并削减对越军事援助的规模，但保守派的阻力很大，改革派需要中方提供一些可以摆在政治局桌面上的东西来证明中苏关系改善的实际回报。

“你们需要什么？”万里问得很直接。

“对于我们这一派的人来说...贸易订单，越大越好——粮食、大豆、消费品，任何能证明中苏经贸合作有实际收益的东西。

我们每年从西方进口粮食就要花很大一笔资金，如果可以从你们这里获得价格更便宜的粮食，也许可以省一大笔钱——看在我们是社会主义阵营好兄弟的份上，价格我看还可以谈一谈，薄利多销嘛！

对了，如果可能的话，军事方面的合作意向也会很有说服力——你们对苏制装备有没有采购兴趣？”

万里和于洪亮交换了一个眼神，于洪亮微微点了头。

“粮食和大豆可以谈，”万里说，“今年我们的粮食产量创了历史新高，有一定的出口余力。大豆方面东北的产量也不错，具体的数量和价格可以让经贸部门去对接。”

他顿了一下。

“军事方面——你们有什么可以谈的？”

双方都心知肚明。

中国的武器装备体系在六十年代中苏分裂后就和苏联脱钩了，二十年来，中国一直在自力更生搞国防工业，成果有目共睹。

但在某些高端领域比如航空发动机、舰艇动力系统和远程防空...与苏联的差距还是比较明显的。

如果中苏关系全面正常化，中国有“705ｕ．сοｍ-读?書會首發”动力购买一些苏联的先进装备来填补这些短板，而苏联则可以获得急需的外汇和一个巨大的武器出口市场。

可问题是，老钟自己现在都穷的一分钱掰成两半花，拿来那么多钱买装备？

现在CPC中央已经认为随着苏军撤离阿富汗，中国边境压力大减。在此基础上，邓希贤对世界大势做出了“和平与发展是时代主题”的判断，认为大规模战争短期内打不起来，老钟应该抓住这个战略窗口期集中力量搞经济建设。

在原本历史中的1985年，老钟进行了百万大裁军，那年老钟军费只有191亿元人民币，仅占同年美军军费的2%，不及苏联军费的零头，但PLA军员额却是美军的两倍、与苏军持平。

大砍了军费后从1985年到1997年，老钟国防费占GDP的比重从4.26%下降到了1.03%，如果考虑到当时较高的通货膨胀率的话，那么军费缩水的比例更加恐怖。

而且，这还只是理论上的预算拨款，有许多拨款都没有被批准，从1979到1994的16年里，PLA实际只拿到了预算的71%，在军费大砍的情况下还有接近三分之一的钱拿不到手里。

PS：我们不说喝兵血，我们说减人、省钱、升级装备、提高素质。

就这还买啥装备？

“我们可以就舰艇和部分航空装备的技术合作进行初步接触，”斯拉瓦给出了一个他和戈尔巴乔夫在出发前商量好的开价，“具体项目需要双方的军事技术部门进一步磋商。”

“好，”万里没有在这个话题上纠缠太久。军事合作的细节不是一次会谈能定下来的，重要的是双方确认了这个方向存在。

“那你们那边需要我们做什么？”

“停止对越南的军事援助——至少大幅削减，推动越南从柬埔寨撤出主力部队，将中蒙边境方向的苏军恢复到六十年代的水平。”

还是老生常谈。

“不过我们这边认为前两条可以现在讨论，第三条不现实——至少在目前不现实，”万里补充道，“蒙古方向的问题不只涉及中苏双边还涉及蒙古人民共和国的主权，你们不可能绕过乌兰巴托直接和我们谈这个。

但如果前两条能有实质性进展，第三条可以放一放以后再说。”

闹麻了，哪来的主权，两个大国之间的一条减速带罢了，与其说它是个主权国家，它的所谓主权连东欧那些卫星国都比不上，几乎就是苏联的第十六个加盟共和国！

斯拉瓦在心里做了个评估。

放弃边境驻军的要求换柬埔寨和越南问题上的进展，这在联盟的底线之内。边境驻军的问题涉及国防部的核心利益，连戈尔巴乔夫都推不动，更何况他？

但柬埔寨和越南的问题通过外交和经济手段是可以撬动的。

“可以接受，”他说，“那么作为中方的对应动作，除了粮食和大豆的贸易订单之外，你们能不能在某个公开场合对苏联新领导层释放一些积极信号？不需要多大的动作，一句话就够——比如邓主任在某个场合提一下中苏关系正在朝着好的方向发展。”

万里听到这个要求的时候沉默了一会。

一方面，让邓希贤公开对苏联说好话，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国际都会产生很大的影响，它等于是北平在为莫斯科的改革派背书；另一方面，如果苏联方面确实在越南问题上做出了实质性的让步，北平给出一句积极的评价也是理所应当的对等回报。

苏联终于撤出了老钟的后花园。

“如果你们在柬埔寨问题上有可验证的行动，”他最终给出了回答，“邓主任的态度你不用担心。”

————

谈判结束后斯拉瓦并没有立刻离开北平。

中方对这位苏共改革派的核心人物显然很重视，外交部安排了一个为期十天的考察行程，涵盖了北平、河北、山东和黑龙江——斯拉瓦自己在地图上选了这些地方。

中方的陪同人员曾经建议他先去看看深圳特区，毕竟那里是中国改开的橱窗，高楼大厦、外资工厂、琳琅满目的消费品，看起来最能展示中国改革的成就。

年导在旁边用俄语低声问他：“去不去？”

斯拉瓦同样凑到年导耳边用气音回了一句：“我想看这些完全可以再去美国一趟，那边搞得更好。”

然后他立刻切换成中文，用一种委婉但坚定的语气说：

“特区我最后再去看看，我更想先看一些普通的地方——普通的乡村、普通的城市、普通人的生活。特区是盆景嘛，我想看看园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