鹰酱,我不想组联盟了 第52章

作者:塔博里茨基

他在农业领域播下的种子正在引起其他领域的关注,信息化这个概念正在从一个农业书记的个人爱好变成一个被更多人讨论的政策方向!

这是大好事啊!

契尔年科在全会的讲话中还提到了越南和柬埔寨问题,措辞虽然仍然包裹在社会主义大家庭团结互助的套话里,但核心信号是撤军:

他暗示越南应当以更积极的姿态参与政治解决柬埔寨问题的进程。

这被西方和北平都解读为中苏关系进一步升温的征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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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12日,一条来自英国的消息在苏联的宣传机器里被大肆渲染了好几天——爱尔兰共和军在布莱顿的大酒店引爆了一颗炸弹,目标是正在那里参加保守党年度大会的英国政客们。

在这个时间线里撒切尔已经不是首相了,她在马岛战争后下台,工党的富特接替了她。

但撒切尔仍然是保守党的核心人物,她以前首相和议员的身份参加了这次大会。

爆炸在凌晨将近三点发生时她正睡在酒店的套房里,二十磅的硝化甘油炸药把酒店正面的几层楼炸出了一个巨大的豁口,五吨重的烟囱连同几层楼板一起坍塌下来,撒切尔被从废墟中救出来的时候身受重伤——断了几根肋骨、肺部被碎石挫伤、一只耳朵的听力永久受损——但她活了下来。

五个人在爆炸中丧生,三十多人受伤。

塔斯社的报道在描述这起事件的口吻让西方外交官们气得跳脚,它把布莱顿爆炸案和美国入侵格林纳达、以色列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并列在一起讨论,暗示西方世界在谴责“国际恐怖主义”的同时自己也在用暴力手段推行政治目的。

“....西方打击国际恐怖主义确实是一件好事,但西方需要深刻反思为什么会有这些国际恐怖主义。”

PS:我并非支持恐怖主义,美国在全球的反恐行动确实为地区稳定做出了贡献,但我个人认为正是因为美国才导致许多地区沦落到需要美国维和的地步。

《真理报》的社论更是用了一整个版面来讨论西方民主制度的内在矛盾和暴力土壤,把爱尔兰问题的历史根源追溯到了英国殖民主义的罪行。

真理报在批评西方资本主义罪恶的时候向来火力全开、不吝笔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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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6日,里根赢得了连任。

他以较大的优势击败了民主党候选人蒙代尔,这个优势比原本历史上的那种碾压式横扫小了不少——1983年的一系列外交挫折在美国国内削弱了里根强硬派总统形象的一部分光环,但美国经济的复苏最终还是帮他稳住了选情。

里根连任后的第一批外交动作之一是派大使哈特曼和葛罗米柯在莫斯科进行了一次会晤。

葛罗米柯这个在苏联外交部坐了三十年的老狐狸在会谈中第一次主动要求美方提出军控问题的具体构想,而不是像以前那样只做原则性的表态然后等对方出牌。

他还提出了一个新议题:所有核心军控议题——空间武器、战略武器、中程武器——应当同步讨论而非割裂处理。

至于后续?反正慢慢谈吧,既然美国人在先前的退缩让他们的导弹在86年才部署,那么苏联就不着急。

12月上旬,戈尔巴乔夫出访了。

在原来的历史里他在这个时间点应该去的是英国,成了冷战走向终结的标志性时刻之一。但在这个时间线里英国的首相是工党的富特,中苏关系的改善进程又远比历史上推进得更深更快,所以斯拉瓦在和戈尔巴乔夫讨论出访目的地的时候力主把行程改成了北平。

几天后,戈尔巴乔夫率领一个由外交部、经贸部和中央书记处官员组成的代表团抵达北平,斯拉瓦和年导作为代表团的核心成员随行。

戈尔巴乔夫和邓希贤的会面在人民大会堂的一间会客室里进行,墙上挂着幅巨大的山水画、地上铺着深红色的地毯、茶几上摆着白瓷盖碗茶,除此之外没有什么多余的装饰。

两人的正式会谈时间不长,大约四十分钟——因为邓希贤八十岁了,虽然精神还很好,但长时间的会谈对他的体力是一个消耗。

双方在越南和柬埔寨问题上交换了各自的立场,中方明确表示如果苏联能推动越南在1986年前从柬埔寨撤出主力部队,北平愿意在边境裁军问题上做出对等让步,同时将中苏贸易规模在两年内提升到三十亿卢布以上。

PS:历史上的百万大裁军就是在之后不久发生的。

邓希贤在会谈结束后留下了斯拉瓦,说是“让伊万诺夫同志留下来陪我喝杯茶”,看来这是个私人邀请。

戈尔巴乔夫在离开会客室的时候看了斯拉瓦一眼,斯拉瓦总觉得他是在嫉妒。

一个中央书记处的干部被东道国的最高领导人单独留下来喝茶,这在外交礼仪上有些不合规矩,但邓希贤显然不太在乎规矩。

会客室里只剩下了邓希贤和斯拉瓦。

他坐在沙发上端着茶碗,从茶碗边缘上方打量着斯拉瓦。

“你的中文说得真好,”他的四川口音在普通话的框架里若隐若现,“比我们外交部的很多翻译都好,你是在哪里学的?”

“天赋,”斯拉瓦给出了那个他用了无数次的标准回答,“我母亲是华人。”

“哦?哪里人?”

“东北那块的。”

邓希贤点了点头。

“你在阿穆尔州当过书记,对面就是黑河。”

“是,我在那里待了九个月。”

“九个月——”他把茶碗放在茶几上,碗盖碰到碗沿,发出了清脆的响声,“你在那九个月里看我们这边看出了什么名堂?”

斯拉瓦在这个问题面前停了一会,他得仔细想想该说些什么,什么话该说,什么不该说。

“看出来你们的方向还不错,但还没走到终点,包产到户解决了激励问题但价格改革还在路上,乡镇企业有活力但管理粗放,双轨制见效快但寻租的代价不小——你们在边走边改,改得很快也改得很勇敢,但路上的坑也不少。”

整个80年代老钟内部一直在左右摇摆,一些人想回归先前,一些人想投奔西方,一些人思想混乱。

斯拉瓦明白如果让他来改革联盟,他估计也要面对这种局面。

必须要有一个铁腕人物才能驾驭这架国家机器,俄罗斯可以容忍暴君,但是不能容忍懦夫!

邓微微扬了一下眉毛,这种话从一个苏联官员嘴里说出来是需要一定的学术修养和政策观察力的,普通的苏联外交官最多能说出“老钟的改革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这种废话。

“你说的对,道路是曲折的嘛。”他的回应非常坦率,这个位置上的人已经不再需要对任何人客气了。

“我看走路总比站着强,你们的问题就是站得太久了,腿都站麻了,想走也走不动。”

斯拉瓦笑了笑:“重点是敢于试错,教条主义可当不了饭吃,先搞搞试点,就算出错了好歹也能收住。”

“说得好,出错了又如何,我们过去走错的地方也不少,出了错能吸取教训就是最好的结果。伊万诺夫同志的觉悟比我们的好多老资历都高啊,我们党内有许多同志,都担忧步子迈太大,担心出了错。

我看没什么,起码挺热闹!”

他们又聊了大约二十分钟,话题从农业改革聊到了工业信息化又聊到了中苏贸易的具体领域。邓希贤对斯拉瓦在苏联搞的农业产研联合体和信息化建设表现出了些许兴趣,问了几个具体的问题。

这是一个改革者审视另一个改革者的实践。

在会客室的门打开、工作人员进来提醒时间到了的时候,邓希贤起来和斯拉瓦握了手,松手后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道。

“我喜欢伊万诺夫同志,我们可以做很多生意。”

这句话在当天晚上就传遍了整个代表团,第二天通过外交部的渠道传回了莫斯科,斯拉瓦立刻向戈尔巴乔夫发出信号,戈尔巴乔夫则在之后的谈判中让中苏签署了经济技术合作协定,进一步加深商业、政治上的合作。

但从莫斯科传来的消息让苏共改革派迅速召回在老钟访问的代表团,因为在19日,勃列日涅夫时代的三驾马车之一——国防部长乌斯季诺夫突发恶疾,颤颤巍巍去见导师了。

乌斯季诺夫、格罗米柯与契尔年科被视为过去一年苏联决策的三位核心人物,现在,乌斯季诺夫的死打破了这一权力结构,令本已深重的苏联最高权力危机雪上加霜。

同时,契尔年科还在医院无法主持大局,政治局传来消息说罗曼诺夫被指定负责主持葬礼,西方分析家普遍认为这是他将出任国防部长的信号。

改革派期待的夺权时机已到,必须和罗曼诺夫争夺国防部的归属!

第45章 改革派分裂(7.5K)

1984年12月20日凌晨,莫斯科时间两点十七分,乌斯季诺夫颤颤巍巍去见导师了。

消息在三十分钟之内传到了所有政治局委员的耳朵里。

趁着戈尔巴乔夫和斯拉瓦还在中国访问,罗曼诺夫率先行动,成为了主持国防部长葬礼的负责人。

在联盟的权力传统中,谁主持葬礼谁就是下一个继任者。

安德罗波夫主持了勃列日涅夫的葬礼,然后成了总书记,契尔年科主持了安德罗波夫的葬礼,然后成了总书记。罗曼诺夫主持乌斯季诺夫的葬礼——虽然不等于他一定会当国防部长,但它意味着他已经在抢占有利位置了。

因为从今天开始他可以以葬礼筹备的名义合法地接触军方的每一个高级将领,在握手、致哀和安排仪式细节的过程中摸清他们的态度和立场!

“我们马上回去,戈尔巴乔夫已经收拾完东西了。”斯拉瓦立刻立把年导从睡梦中叫起来。

“走,快!”

...

改革派代表团在两小时后就全员登上了从北平直飞莫斯科的航班。

戈尔巴乔夫在飞机上的八个小时里几乎没有合过眼,他在座位上手里拿着个笔记本快速地写着什么,偶尔抬头和坐在对面的斯拉瓦交换几句话,然后又低下头继续写。

斯拉瓦在和戈尔巴乔夫列名单,名单上大部分是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每一个名字后面标注着这个人在国防部长人选问题上可能的立场:

支持罗曼诺夫、支持改革派提名、还是观望。

“我们最坏的情况是罗曼诺夫拿到国防部,”戈尔巴乔夫在飞机穿越乌兰巴托上空的时候终于把笔记本合上了,对斯拉瓦说道。

“如果他同时控制了军工生产和军事指挥,他在政治局里的分量就会超过我,我们必须阻止这件事!”

“罗曼诺夫可能拿到国防部,但是罗曼诺夫拿到国防部不太可能,戈尔巴乔夫同志。”见戈地图焦急的模样,斯拉瓦给他点了一根烟,让他冷静一下。

“国防部长理论上是不能当总书记的,更何况葛罗米柯还看着呢。”

戈尔巴乔夫沉吟片刻。

“那我们推谁上去?”

“为了政治平衡,保守派尤其是军工复合体绝不可能接受奥加尔科夫,罗曼诺夫的整个权力基础就是军工复合体,奥加尔科夫上来他就完了,他会拼死反对。

更何况据我所知即使是军方内部的建制派,很多人也对奥加尔科夫‘步子太大’有意见。

契尔年科虽然还在住院,但人家只是躺在病床上而不是躺在坟里,他不太可能批准——他现在不想把事情闹大,而任命奥加尔科夫一定会出事——

我们推索科洛夫当名义上的部长,然后搞个委员会架空他,让奥加尔科夫成为真正的国防部一把手。”

戈尔巴乔夫点了点头,这和他的判断一致。

索科洛夫七十三岁,是第一副国防部长,职业军人出身,没有什么政治野心,是一个所有人都能接受的安全选择。

“让奥加尔科夫在国防部里拿到一个有实权的位置——不管叫什么名字,副部长也好、军改委员会主席也好——反正得确保军改的推进权掌握在我们能信任的人手里。

那事情就简单多了。”

斯拉瓦补充道:“这需要葛罗米柯点头。”

“我知道。”

...

飞机在12月21日清晨降落在莫斯科伏努科沃机场。

从机场到克里姆林宫的路上戈尔巴乔夫已经开始打电话了。

第一个电话打给了利加乔夫,确认改革派基本盘没有在他出差期间被罗曼诺夫牛走。

第二个电话打给了KGB新老大切布里科夫,让克格勃提供罗曼诺夫在过去48小时内接触过哪些军方将领的情报。

第三个电话打给了雷日科夫,协调政治局几个摇摆委员投票时的立场。

斯拉瓦则直接去总参谋部大楼找奥加尔科夫。

两人在奥加尔科夫的办公室里谈了不到二十分钟。

“罗曼诺夫正在拉人,”奥加尔科夫在斯拉瓦坐下之前就开口了,他站在一张挂满了苏联军事部署图的墙前面,“昨天晚上他以葬礼筹备的名义见了防空军司令、海军司令和战略火箭军司令。三个人出来之后脸上的表情都像刚被人灌了一碗伏特加一样。”

“他给了什么承诺?”

“不知道,但猜也猜得到——无非是军费保障、装备采购优先、各军种的编制不缩减之类的。

罗曼诺夫的牌很简单,他是军工出身,完全理解军队的需求,他上来了军队的日子会更好过。”

“你呢?”

奥加尔科夫看着斯拉瓦。那双眼睛在六十岁的面容上仍然锐利,这是个在军队里从排长干到元帅的人,他在战场上见过的死亡和克里姆林宫里的阴谋一样多。

“我支持军改,谁能保证军改继续推进我就支持谁。”

斯拉瓦给出了他的筹码:“如果索科洛夫当国防部长,你去当——”

“位置什么的不重要,重要的是我有没有权力继续干活。给我一个能干活的位置和足够的授权就行了,头衔随你们定。”

“合作愉快。”

和职业军人说话就是痛快。

在墙上导师的神像的注视下,斯拉瓦起身,两人握手。

军人和政客之间的合作不需要太多修辞,你给我我需要的东西,我给你你需要的东西,清楚明白、干净利落。

————

戈尔巴乔夫的行动在三小时后开始,地点是葛罗米柯的办公室。

他去的时候带上了斯拉瓦。

他不需要斯拉瓦帮他说话,带他只是因为斯拉瓦代表着改革派中一个和他自己不完全相同的声音。

他们要向葛罗米柯展示改革派虽不是铁板一块,但至少在关键问题上是团结的。

葛罗米柯坐在他那张已经坐了三十年的办公桌后面,七十五岁的脸上看不出任何表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