鹰酱，我不想组联盟了 第62章

斯拉瓦把这个方案送上去的时间点选得很好，比戈尔巴乔夫上台晚了三个月，比原本历史中1987年6月全会通过《国营企业法》早整整两年。

这个时候的戈尔巴乔夫刚开完4月全会，提出了加速发展发战略的口号，但还没有改革这个词——改革作为纲领是1986年2月苏共二十七大才正式提出的。

这意味着现在的戈尔巴乔夫正在寻找纲领，他知道要变，但不知道往哪儿变。这个时期他周围的经济顾问也在打架：

阿甘别吉扬主张市场化更彻底，雷日科夫主张稳健的计划改革，齐赫科主张技术升级带动（加速发展路线主要就是他提的）。

主

要是这个方案再早三个月，戈尔巴乔夫还在巩固权力没空看，再晚一年，戈地图的纲领基本定型，很难塞进新东西。

1985年下半年是个真正的最有利于斯拉瓦的窗口期。

雷日科夫这个老资历老奸巨猾，干了几十年党务写材料的水平比斯拉瓦高到不知道哪里去了，这种人最精了，能把自己的目的合理地融入最符合领导心意的材料里。

所以戈地图看到这个方案那叫一个心花怒放，这份“雷日科夫总理提交”的方案完美契合了他正在构建的改革叙事：

民主化、自治、人的因素、社会主义的自我完善...

每一个他在1985年反复使用的关键词都能在这份方案中找到对应的东西！

“好！很好！非常好！”他大喜过望，立刻把它转交给了他的经济顾问团队。

“不过嘛....如果方案一交就批准未免有些惹人怀疑，而且这是雷日科夫的方案，这老东西和伊万诺夫走的有点近，有点危险——

我看得组建个委员会好好‘讨论’一下细则，做个更好的属于我的版本。”

方案就这样从总书记的办公桌流向了经济学家组成的仙之人兮列如麻的智囊圈——

阿贝尔·阿甘别吉扬，亚美尼亚裔经济学家，苏联科学院西伯利亚分院经济所所长；

尼古拉·彼得拉科夫，中央经济数学研究所的市场派代表；

斯坦尼斯拉夫·沙塔林，500天计划的主要起草者之一。

这些人在苏联的经济学界各自代表着不同的改革方向，从温和的计划改良到激进的市场化——但在戈尔巴乔夫的协调下他们暂时被装进了同一个团队里，为同一个目标服务：

给总书记的改革找到一条在经济上可行、在政治上可推行、在意识形态上可辩护的道路。

与此同时，雷日科夫以部长会议主席的权限批准了在三个州的几家国营企业进行试点。

至于具体的试点落实工作？

那当然被交到了斯拉瓦手里！

————

斯拉瓦接到试点任务后做的第一件事是找人。

在阿穆尔州做农业书记的时候他就不喜欢向上面要人，他喜欢找在基层干过实事、懂工厂运作、又对改革有热情和判断力的地方干部。

他在乌克兰转了一圈后锁定了一个名字：米哈伊尔·弗拉基米罗维奇·克拉索夫斯基。

克拉索夫斯基三十八岁，长辈参加过卫国战争，自己参军退役后一直在基层工作，现在是文尼察州的一个区委副书记。

在当副书记前他还当过一家食品加工厂的副厂长——工程师出身、在工厂和党务系统都干过、对信息化有兴趣，更重要的是他有一种在苏联的基层干部中极为罕见的品质：

他会承认自己不懂。

虽然说外行指挥内行是大忌，但是在联盟斯拉瓦已经见过太多这种情况了。

从列宁格勒的工厂到塔什干的棉花田，每一个干部都被训练成在任何情况下都能给出一个听起来像答案的东西，哪怕他对问题一无所知。

克拉索夫斯基不是这样，他在斯拉瓦问他“你觉得工人委员会在一个糖厂里怎么运作”的时候他回答道：

“抱歉，伊万诺夫同志，我还没想清楚，我认为我需要先去看看厂子的实际情况，至少得调研一下吧。”

“好，党和人民需要的就是你这种好干部，就你了！”

斯拉瓦当场拍板。

————

八月上旬，斯拉瓦和克拉索夫斯基开始了一项在后世苏联的改革史中意义重大的工作——

研究列宁当初关于工人管理和苏维埃民主的原始设想，然后试图从中提炼出一些可以用在乌克兰工厂里的东西。

这可不是一项轻松的学术工作，《列宁全集》五十五卷摆在文尼察州委图书室的书架上占了整整两排，封面上的列宁半身像在不同版次之间的表情都不太一样。

有的严肃，有的坚毅，有的看起来像是在生某个孟什维克的气。

克拉索夫斯基从第三十四卷开始翻起。那是1918年的著作，是苏维埃政权建立后的第一年，所有关于工人监督、劳动纪律、一长制vs集体管理的核心论战都集中在这一卷和相邻的几卷里。

“1917年，十月革命的口号是‘一切权力归苏维埃’。”

斯拉瓦在一个下午坐在图书室里，对着铺满桌面的书和笔记对克拉索夫斯基做了一次导读。

这些知识他在穿越前的那个世界里通过互联网和纪录片了解过一些，到了这个世界之后，又在安德罗波夫那里补过课。

“但从1918年初开始苏维埃就被党组织迅速架空了。这个过程很快——1918年解散立宪会议、同年左派社会革命党被清除之后苏维埃里只剩布尔什维克一个党，1919年第八次党代会之后党的组织局开始系统地任命地方苏维埃的负责人——形式上苏维埃选举主席，实质上党决定谁能当候选人。

到了1920年代初，这个模式就固化了，再也没有变过。”

“但列宁当时难道不知道这是在架空苏维埃吗？”克拉索夫斯基问了一个直觉性的好问题。

“他当然知道，因为那个时候苏维埃正处于最危险的时候，1917年14个资本主义国家武装干涉苏俄内战，那个时候我们还处于内战期间呢。

当时搞的战时共产主义你也不是不知道，为了把资本家联军赶出苏俄我们付出了太多代价。”

在1918到1921年内战期间，所有决策都要求极度集中和快速。地方苏维埃在前线地区直接被革命军事委员会取代，在后方则被各级党委的紧急委员会接管。

粮食征收、兵员动员、工厂军事化...这些已经来不及通过苏维埃辩论来完成。

战时共产主义把整个国家变成了军营。

“1918年4月，列宁在《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里就提出了一长制和泰勒制，因为他发现工人委员会管不好工厂——当时工人的文化水平太低、组织经验太少、内战又要求所有决策都快速集中。他在那篇文章里写了一段话——”

斯拉瓦翻到了做了标记的那一页念了出来：

“计算和监督——这就是社会主义第一阶段所必须的调整共产主义社会正常活动的主要东西......没有全面的国家计算和监督就不能设想社会主义。”

在布尔什维克夺权时，俄国的产业工人只占人口百分之几，而且其中很大比例在内战中死亡或被吸收进党政机关！

因此到1921年的时候，“工人无产阶级专政”已经找不到太多无产阶级了——相当多的工人变成了红军战士、契卡干部、地方苏维埃主席。

PS：就连工业化水平已经相对较高的俄罗斯都面临这个问题，更别提当时还处于农业社会的老钟了，所以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搞工农革命是符合当时老钟情况的。

在1921年，这个空心化使得任何工人民主都成了悖论：你想让工人当家作主，但真正的熟练工人不是死了就是去当官了，剩下的是从农村涌入城市的、文化水平和组织程度都不高的新工人。

列宁在当时面对的是这样一个国家：他们以工人阶级的名义统治，但工人阶级作为一个自觉的政治主体已经岌岌可危。

这种条件下，党组织几乎必然会取代它本来要服务的阶级。这是后来托洛茨基、布哈林、各种左翼反对派、以至于戈尔巴乔夫时代的改革派反复试图解决但谁也没解决的难题。

“列宁他到了晚年就开始反思了，”斯拉瓦把书合上。

“1922年他第一次中风之后——那个时候距离彻底失去语言能力只有不到一年的时间——他口授了一系列文件，就是后来被称为'政治遗嘱'的那些东西。

这些东西你可以从赫鲁晓夫同志在苏共二十大后的‘秘密报告’中找到，中间有很多对斯大林同志的批判，至于现在展示的所谓‘列宁口授政治遗嘱’到底是真实的还是被赫鲁晓夫同志加工过的，那就见仁见智了。”斯拉瓦耸耸肩。

“总之！他在那些文件里说党和国家机关已经‘在很大程度上是旧机关的残余’，只是换了招牌。

列宁还说工农检查院本来是用来监督官僚的，最后自己也官僚化了。他在著名的《宁肯少些，但要好些》里几乎是绝望地说要彻底改造监督体系，还在‘政治遗嘱’里点名警告斯大林掌握了太多权力，建议把他从总书记位置上调走——

最后那一部分我们暂时不作讨论，因为1924年列宁去世后这份‘遗嘱’被政治局压下来，直到1956年赫鲁晓夫秘密报告才公开。

要是哪天我去见导师了我一定帮你问问他的遗嘱被赫鲁晓夫同志改了多少。”

PS：我们仍然不知道赫鲁晓夫到底往遗嘱里掺了多少私货。

斯拉瓦停了一下看着克拉索夫斯基，后者正在快速地在笔记本上记着什么。

“那个时候已经太晚了，来不及了。他的身体状况急剧恶化，半边身子瘫痪，他建的那套制度——一党制、禁止派别、干部任命、契卡...已经形成了自我运转的机器，而斯大林是这台机器最熟练的操作者。

至于列宁想要用来纠正方向的工具——政治局公开遗嘱、调动党内力量，都要经过党的组织系统，而组织系统已经在斯大林手里了。”

“所以苏维埃民主只活了这么短的时间？”

“在政治上是活了一些时间，但作为一种经济治理机构——基本没有。1917年十月到1918年夏天大概八九个月的窗口期，也许还有一些原初的活力，之后就再也没有了。”

没办法，那个时候14个国家派出联军干涉苏俄内战，苏维埃政权都岌岌可危了哪还管的上这个？战争结束后本来有机会将它重回正轨，但是....

列宁在最关键的时候去世了。

斯拉瓦想恢复的那个东西从来就没有真正存在过。

他们不是在恢复过去的东西，而是在完成导师未竟的事业！

“不用灰心，从来没有存在过不等于永远不能存在，发明电灯之前的几万年里电灯也从来没存在过，不是吗？”

————

实际的改革落实工作从七月上旬开始，试点企业选了文尼察州的两家轻工业工厂——一家纺织厂和一家糖厂。

选轻工业而非重工业是斯拉瓦的刻意安排。轻工业企业的规模相对较小、产品面向消费者而非军方、对国家战略的敏感度低，在这种企业里试验工人委员会和监督机制出了问题影响范围可控。

主要是成功了能很快被普通消费者感受到，当市民们买到了更好的布料，就知道改革在起作用了。

克拉索夫斯基在拿到试点任务后第一件事是去工厂蹲了一个星期，下到车间里和工人一起站在机器旁边看他们怎么操作、在食堂里和他们一起排队打饭、在厕所的走廊里听他们用以为没有人在听的声音骂厂长和党委书记。

一个星期后，他回来给斯拉瓦交了份报告：

纺织厂三分之一的设备是1960年代的老机器，零配件供应常年不足、工人平均月工资一百八十卢布，但厂长和几个车间主任的奖金加起来是工人的好几倍。

厂里的党委书记和厂长互相看不顺眼，但在向上级虚报产量这件事上配合默契。

糖厂的情况稍好一些，但核心问题类似——原材料甜菜的供应受制于集体农庄的交付节奏，而那个节奏是被计划指标而非真实的生产周期决定的。

结果是每年秋天甜菜堆在工厂门口烂掉一部分，因为加工线来不及处理，其他季节加工线又闲着，因为没有原料。

至于加工线闲着的时候工人干什么？上班打卡领工资，然后翘班出去玩。

太自由了。

安德罗波夫在的时候还能派人把工人抓回工厂干活，安德罗波夫走后契尔年科取消了这一政策，工人们就又可以出去玩了。

斯拉瓦看完报告说道：“经典的苏联病，信息不透明、激励扭曲、供需脱节...你觉得工人委员会能解决这些问题吗？”

“难！但至少能解决其中一个——让工人知道厂里真实的经营状况。

现在的工人什么都不知道，不知道厂子亏了多少、不知道利润去了哪里、不知道为什么自己的工资涨不了而厂长的奖金还在涨。

我们把数据放到桌面上让所有人都看到，至少工人在投票的时候知道自己在投什么。”

“前提是数据是真的。”

“所以要和OGAS配套，信息系统生成的数据工人委员会可以调阅，厂长想在数字上做手脚就得过系统这一关。”

斯拉瓦点了点头。

这正是他设计整套方案时的想法：信息透明是多元监督的前提，没有OGAS的数据支撑，任何监督机制都只是橡皮图章。

工人委员会不是万能药，但它至少可以在一个具体的企业里回答一个苏联体制七十年来回答不了的问题：

谁来监督监督者？

只有人民。

不过他在心里对这套方案的效果仍然持谨慎态度，他在给年导的信里专门写道：

“我担心的并非方案本身，而是戈尔巴乔夫会怎么用它。

他一定会喜欢这套方案的话语，什么民主、什么自治、什么工人参与，但实际执行的时候他一定会做我不希望他做的事情：

第一，他会把企业自主权放得太大太快，而配套的监督机制来不及建立，结果厂长变成了不受控的小希特勒；

第二，他会在没有做价格改革的情况下让企业自负盈亏，在一个价格信号完全失真的环境里搞自负盈亏等于让瞎子开车；

第三，他会同时启动政治改革消耗他的政治资本，到头来经济改革和政治改革两边都拿不到足够的资源推进。

这份方案要成功需要一个愿意耐心做十年慢工的人，而戈尔巴乔夫是一个恨不得明天就见效果的人。”

年导的回信很短：“说的好，我完全同意。但你有更好的选择吗？”

没有。

在1985年的政治局里找不到比戈尔巴乔夫更好的选择，这就是真正的悲剧。

历史上，戈尔巴乔夫1987年的《改革与新思维》和同年6月全会通过的《国营企业法》，都要做企业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筹资金，扩大厂长权力，建立劳动集体委员会，减少指令性计划，引入合同关系，价格逐步松动。

表面上看，这就是市场社会主义+工业民主的标准包装。

他特别喜欢从列宁的话语中为自己找合法性，1987年纪念十月革命70周年的讲话里他大量调用早期列宁和布哈林的话。

但接下来问题就来了：

他保留了双重权力结构，结果两边都不工作。

他想搞的市场化企业改革要起作用，必须切断指令链条，让企业真正面对市场和合同。他的《国营企业法》名义上做了这件事——企业有自主权了。但他同时保留了部委系统、国家物资供应委员会，并且让它们继续下达“国家订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