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塔博里茨基
“当然,这条路有反咬的风险,”年导补了一句,“仓位太大会在美国商品期货委员会的大户报告系统里冒头，所以我们得通过好几家壳公司把仓位拆散一点。我们现在就可以开始做，再晚就来不及拆了。”
她顿了顿：“至于事成之后——西方崩了盘肯定有人要查，这个我让总参情报局和克格勃在五月到九月之间,替我们多备几个‘合理的别的嫌疑人’：
日本的财阀、中东的主权基金、香港的家族办公室....哪个不比咱们动机充足?
而且我看可以给日本再添一把火，让美国爸爸对儿子更不满，之前石油危机的时候我们就已经引了一波火力给小日本，这次世界危机要是再来一波，我估计日本经济泡沫可能要提前炸了。
正好，日本泡沫一炸我们又可以爽吃一波。”她说完靠回椅背。
“资本主义好啊，谁说资本主义不好了？我看太好了！”斯拉瓦鼓掌称赞道。
“那还得是先感谢马克思同志开源，资本主义周期性经济危机是他们永远无法逃脱的历史周期律。”
————
这套方案被原封不动地摆到了政治局的会议桌上。
会议室里的气氛一开始不冷不热，倒不是这些政治局委员瞧不上钱——一个被油价崩盘和财政窟窿折磨了快两年的国家没有谁会跟外汇过不去。
可问题出在预判这两个字上。
在座的委员们，大半辈子都浸在一种特定的认识里：苏联的经济情报传统上最大的盲区恰恰就是宏观金融。
克格勃和总参情报局偷西方的军工技术、半导体工艺、加密算法是一把好手，可让他们去分析金融市场的结构性脆弱，几乎是一片空白。
这里头意识形态要负一半责任，苏联的政治经济学认定资本主义的危机是周期性的、必然爆发的，这一条他们深信不疑。
可具体到“是哪一年哪个十月的哪个星期一”这种精度，他们既没有分析的框架，也没有相应的人才。
1987年苏联科学院世界经济与国际关系研究所的报告里，确实白纸黑字写着“美国金融体系存在结构性问题”，可这种判断他们每年都能写出一份来，随便找个大学学经济的本科生都能给你造一份！
大家年年喊狼来了，到底哪天狼真的来，谁也说不准。
更何况，那个叫“投资组合保险”的机制，别说苏联，就连1987年西方的学术界真正搞懂它系统性风险的也没几个人！
让政治局这些习惯了红头文件和阶级分析的老人去信它，实在是有些强人所难了。
“伊万诺娃同志，”利加乔夫开口了，措辞比较客气。
“我们国家最顶尖的经济研究所养着上百号专家，都不敢把话说到十月这么死。你凭什么断定美国人一定会在今年秋天出事？万一这笔外汇砸下去，那座大楼它今年偏偏不塌呢？届时联盟的家底，谁来负责？”
这一问问出了在座一多半人的心思。
苏联的外汇也就不到一百亿，这其中很大一部分都在之前的石油危机中转换为了日元和德国马克。
利加乔夫管意识形态干部任命是个好手，但管经济还得让雷日科夫总理来，雷日科夫先替年导开了口。
雷日科夫说:“从1986年初油价崩盘到现在,正是这位伊万诺娃同志主持的那一套对外金融操作实打实地给联盟挽回了将近五十亿的收入,把油价崩盘砸出来的那个大窟窿硬生生填平了大半！
一个已经用真金白银证明过自己的人,她现在拿出来的方案,哪怕听着再玄乎,我想也值得在座的同志认真掂量一掂量。”
“而且，十倍到二十倍的杠杆，这可不是一笔小钱啊。”
葛罗米柯也站队了，他同样信任年导。
老资历还得是老资历，那一发话原本那点不咸不淡的气氛就变了味道，在场的每一个人都在心里默算了一遍——如果这盘棋真能成，几个月之后，联盟将在西方资本主义最得意的那个赌场里，一把把砸下来的金砖接个盆满钵满，数钱数到手发麻。
斯拉瓦在这个时候说道：
“同志们，再过几个月，十一月我们要开第十九次全国党代表会议。
这次大会，几乎全世界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所有的社会主义国家都会派代表来。东欧的兄弟党、亚洲的兄弟党、还有西方那些非执政的共产党...他们都会坐在那个会场里看着我们。”
“如果，”他刻意把这个字咬得很重，“就在大会召开之前，资本主义世界的金融心脏自己爆发了一场震惊全球的大崩盘——而我们苏联不但毫发无损，反而从这场崩盘里收获了一笔巨款——同志们，想一想，这意味着什么？”
会议室里安静了下来。
“这意味着我们用资本主义自己的崩盘，再一次向全世界证明了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周期律。”斯拉瓦大声说道。
“这意味着卡尔·马克思同志在一百年前的那个论断——资本主义无法摆脱它周期性的自我毁灭危机——在1987年的今天，依旧是颠扑不破的真理！
这对那个会场里坐着的来自全世界的同志们是一剂多么有力的强心针！在一个我们刚刚经历了权力更替、整个社会主义阵营都在观望我们走向何方的时刻，还有什么比这样一场胜利更能证明我们道路的正确呢？”
“战无不胜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万岁！”斯拉瓦带头鼓掌，政治局委员们也跟着鼓掌。
他们是政治家，他们一辈子信奉的正是那套关于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的学说。
如果能亲眼看着这套学说在大洋彼岸应验，还能顺手为即将到来的盛会添上这样一笔，那么外汇账上那点风险就显得不那么可怕了。
权衡再三，政治局最终拍了板——相信伊万诺娃同志。
直到拍板那一刻政治局里的老登们其实也没搞懂什么叫投资组合保险，他们肯定算不清那十倍杠杆背后的门道。
但所有人都想在十一月那个万众瞩目的会场上，捧出一份足以让全世界社会主义同志为之振奋的厚礼！
散会的时候，年导慢悠悠地把那只牛皮纸文件袋从桌上收了回来夹回腋下。她路过斯拉瓦身边的时候，压低了声音，用只有两个人能听见的音量撂下一句:
“看见没老弟，让一屋子人信一件他们压根不懂的事儿，靠的从来不是讲道理——靠的是先让他们尝过一回甜头，再给他们画一个更大的饼。”
“你简直是天生的权力动物。”斯拉瓦感慨道。
“这叫智取，宝贝。”年导的那头银发迅速消失在会议室门口。
第72章 实现列宁的理想，但没说哪年的列宁
将行之事，必为已行，已行之事，必将再行。
现实证明，人类行为和社会事件并非完全由个人意志决定，而是受到历史规律的影响，斯拉瓦目前即使身居总书记的高位，也逃不过这个历史规律。
他讽刺先前戈尔巴乔夫搞改革还要去列宁全集里找合法性，现在当轮到他来改革了，他自己也得行那戈尔巴乔夫故事。
不过没关系，他的实用主义倾向让他不在乎这个，毕竟喊口号再多也换不来莫斯科国营商店货架上多出来一袋白糖！
人民不关心他援引的是斯大林还是托洛茨基，人民关心的是排了两个钟头的队之后，柜台后头的售货员会不会把“售罄”的牌子甩到他们脸上，关心的是今晚家里的锅里有没有土豆炖牛肉，关心的是衣食住行生老病死！
经济改革到底往哪儿走，怎么把货架填满，怎么让这片土地上三亿多的普通人真正觉得日子在变好——是苏共温和改革派必须向全联盟交出的第一第份答卷。
他躲不过去，也拖不起。
而就在这个节骨眼上，五月二十八号，一份草案被送到了他的桌上——
那便是原本历史上著名的《国营企业法》。
斯拉瓦花了一个上午把它从头到尾读了一遍，越读心越往下沉。这份草案的骨架他太熟悉了——
企业全面推行经济核算和自负盈亏，国家订货取代计划指标，企业上缴利润之后剩下的可以自己留着搞投资、发工资、分奖金，超出国家订货的那部分产品企业可以拿到批发市场上自主销售，厂长由劳动集体选举产生，企业自主经营、自主管理。
这就是他之前搞的经济改革的市场plus版，每一条单拎出来都漂亮，都顺应着给企业松绑的潮流。可这一整套东西捏在一块儿，指向的方向只有一个——
市场经济。
它在把信息一点一点推向分散，把决策权一级一级地下放到企业手里，让每一个工厂都变成一个盯着自己利润表过日子的小老板。
斯拉瓦把草案合上，揉了揉额头。
他比克里姆林宫里任何人都清楚这条路通向哪里。在另一条时间线上，正是这样一部企业法，连同它后头跟着的合作社、价格闯关、自主销售...把这个国家一步一步推下了悬崖！
工人和厂长一旦尝过了“我自己决定生产什么、卖多少、怎么分钱”的甜头，再想把他们拉回统一的计划体系里，那阻力是指数级往上翻的——
柯西金1965年的改革怎么半道夭折的？他门儿清，部委不肯交权是一层，可一旦把权力下放到企业再想收回来，难度根本不是一个量级！
更要命的是，这条路和他真正要去的地方是反着的。
他要去的不是市场，他要去的是OGAS，是搞自动化，是搞先进的电算计划经济，是用实时数据和算法把整个国民经济织成一张能自我调节的网，是格鲁什科夫院士当年构想却被柯西金那帮人用“利润挂帅”给毙掉的那条控制论道路！
格鲁什科夫同志1982年就走了，没能看见自己的设想兑现，可格鲁什科夫当年和柯西金争的那个核心斯拉瓦记得清清楚楚——
利润挂帅，死路一条！
计划的目的是生产，市场的目的才是利润，搞到最后必然退化成部门保护主义和层层注水的假数据。
历史已经证明了格鲁什科夫是对的。
斯拉瓦提起笔，在草案的封面上批了一行字，把它打了回去。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以控制论为核心的电算计划经济是两条互斥的路，不是能缝在一起的两块布。
他可不打算搞苏维埃联盟特色计划经济，他知道，一旦吃上了利润的甜头，计划倒向市场只会是时间问题，最开始只是民营企业进入市场，后来变成除了国防核心产业外进入市场，再后来就是国企逐步放弃民生密切相关的核心产业比如医疗、交通交给市场，再往后...
再往后那就可以直接和凯恩斯经济坐一桌了。
他既然选了用OGAS完善计划并重回苏维埃民主，那这份往市场狂奔的草案，就一天也不能让它往前走！
————
打回草案容易，难的是拿出一份自己的来。
斯拉瓦当天就召集了他那一班搞经济的专家——从中央经济数学研究所到国家计委里那几个真正懂控制论的人，这些人开始商量一部属于斯拉瓦的、能接续信息化总路线的企业改革法。
他直接说道：
“戈尔巴乔夫那套企业法，我们不走，我们要走的是把企业从一个经营单位重新定义成一个从事生产活动的数据单元的路。
这将是我上任之后的头一件大事，办砸了，后面所有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都是空中楼阁！”
但斯拉瓦没有一上来就让专家们闷头写条文。他这一年多在乌克兰在伏尔加在远东摸爬滚打下来，最信的就是四个字——实事求是！
实事求是的前提是先调查研究，任何一条政策，写在莫斯科的纸上是一回事，落到几千公里外的车间里又是另一回事！
这中间的鸿沟，是他用草叉掀开过斯摩棱斯克那食槽上的稻草亲手量过的。
于是斯拉瓦决定先搞清楚一件事：自己当初在那几个试点工厂里搞的改革——工人苏维埃、OGAS终端、绩效挂钩...干了大半年下来，到底结出了什么果子，又埋下了什么雷？
于是他兵分两路。一路，是切布里科夫的克格勃经济局，让他们撇开地方党委那套层层修饰的官面报告下到车间里去实地调查；
另一路，是把各个试点工厂苏维埃里的工人代表请到莫斯科来，面对面地谈，让这些天天站在生产线旁边的人把好的坏的都原原本本地倒出来。
两路人马的东西汇上来，摆在斯拉瓦面前的，则是一幅比他预想的要复杂得多的图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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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息喜忧参半。
试点工厂这大半年劳动生产率确实大幅提升了，产品丰富了，数量上去了，工人的收入涨了，连带着周边商店里的东西都比从前多了几样，老百姓的脸上是有笑模样的。
单从这些亮堂堂的数字看，斯拉瓦的改革确实是一剂立竿见影的良药。
可坏消息藏在这些数字的影子里一波一波地往外冒。
最先浮上来的是一些零碎的事故苗头。
头一桩是质量在悄悄往下滑。
数量是上去了，可故障率、返修率、产品寿命这些数据，出现了缓慢的恶化。
有一家轴承厂产量比从前涨了三成，可装到机器上跑了一年，故障率从千分之三爬到了千分之八——这种数据得等机器真转起来才暴露得出来。
最先察觉的从来不是那张漂亮的产量报表，而是用户单位里那些拿着扳手的维修工和上了年纪的老技术员。
苏联工业骨子里那点“以次充好”的老毛病在新的奖金激励底下又活了过来，只不过被那耀眼的数量增长盖住了。
斯拉瓦盯着这组数据看了很久——他设计的多源校验能堵住单点造假，下游对不上账系统立刻报警，可它测得出件数和重量，测不出一颗螺栓有没有在公差边缘偷工、有没有省掉那道表面处理。
数据上一切正常，实物的质量在底下一寸一寸地塌。
第二桩是奖金分布开始两极分化。
大半年下来，各家企业的奖金差距越拉越大，有的厂工人月奖金快赶上基本工资了，有的厂几乎一个戈比都摸不着。
可这差距的根子并不全在工人卖不卖力——有的是设备新旧的差别，有的是原料供应稳不稳的差别，有的纯粹是所在地段物流条件的差别。
不患寡而患不均。
许多工人心里感受到的不是按劳分配，是“运气分配”、“地段分配”。差距小的时候大家还忍着，可一旦同一个城市、同一个工种生产着差不多的东西，凭什么隔壁厂分得比我多？
这口怨气就压不住了。
第三桩则是工人苏维埃内部开始结出小圈子，这是当初1921年的列宁非常警惕的东西，现在又复活了。
工人苏维埃成立了大半年，那些开会发言最多、提案最多、跟厂里管理层走动最勤的“积极分子”慢慢凝成了一个新的核心。
这帮人和厂长之间渐渐有了默契，厂长不去碰苏维埃那点形式上的权威，苏维埃在要紧事上配合厂长。
这正是南斯拉夫和东欧那些工人委员会都栽过的跟头！
它被叫做“工人贵族化”。
斯拉瓦原想让工人苏维埃成为监督权力的眼睛，结果这眼睛自己先长出了一层眼翳。
第四桩是冒出了一种新的“突击文化”。
苏联的老毛病是月底季末搞突击，OGAS把统计周期压到了天、压到了小时，可奖金的考核周期没跟着压——奖金还是按季度发，因为中央经济还没改革，中央跟不上地方。
于是一个新的循环出现了：每个考核周期的最后两个礼拜，全厂进入加班、超负荷、不要命也不要质量的状态，考核期一过，设备进维修、人员去休假。
这还只是第一波浮在水面上的。等克格勃和工人代表把更深一层的东西捞上来，斯拉瓦看到的就不只是个别企业的毛病，而是体制层面的结构性问题了。
当年格鲁什科夫没搞成OGAS的原因开始发力，部委的软抵抗开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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