鹰酱，我不想组联盟了 第125章

“这些个东西要是能搬到我们苏联去，那对我们的农业技术、对我们的农业生产,能起多大的促进作用！”

旁边一位学者听到这话凑了过来。他脸上有一点犹豫,像是有句话不知当讲不当讲,但最后还是讲了。

“总书记同志,有一件事我得跟您说清楚。”

斯拉瓦看着他。

“就是这个对粮食的转基因技术,”学者斟酌着措辞,“目前在国际上是有关于安全性的争议的。”

“什么争议?”

“就是——如果人长期吃这种转过基因的粮食,这种被改造得高产、抗虫害、抗病、抗倒伏的粮食,吃下去会不会在很多年以后产生什么现在还看不出来的负面影响?

这一点目前没有任何人能打包票，谁也不敢保证未来一定没事，我觉得我们要谨慎对待这种新的未经过验证的技术。”

斯拉瓦点了点头吗，这确实有道理。

然后那学者话锋一转,说道：“但话又说回来了——我们也确实需要这个技术。这东西很方便我们做研究，我们搞杂交育种,我们研究基因和性状之间的关系,这些工作都用得上这套技术。哪怕不直接吃,它对我们整个农业科学的发展,也是有大促进的！”

斯拉瓦背着手听完了。

他站在那里看着这间实验室，点了点头。

“好！”他的语气很干脆。

“这个技术我们苏联必须要有！我们可以不用。但是绝不能没有！”

————

那天在法国南部,苏联和法国在农业技术上达成了深度合作。

具体的条款将会之后一点点商量，育种的品种、种质的资源、食品加工和保鲜技术、冷链...这些法国拿得出苏联又急着要的东西直接给莫斯科。而更要紧的是人，让苏联的研究人员到法国的实验室里来跟着干,把那套断层了一代人的手艺一点一点学回去。

对密特朗来说,这是他要的东西，是能变成订单、变成选票、能帮他赢下四月的成果，他心满意足。

而对斯拉瓦来说,这次合作的意义可不止是几车皮的蔬菜种子和几台冷藏设备。

现在只是打倒了一个李森科，那么万一未来还会有新的李森科呢？

是时候改革一下科研界和教育了。

弟90章 这可能是我此生仅有的机会

2月13日 苏联代表团结束了对法国的访问，满载而归回国。

斯拉瓦打算对教育做一些大改革，但这事可不能他一拍脑门就做，得结合苏联具体国情，得调查研究，得和教育工作者、就业单位开个研讨会，商量一下解决方案。

在斯拉瓦宣布此会议将会在下周召开后，年导当天晚上就和斯拉瓦谈起了此事。

“牢弟，你这改革是想要偏向科研还是偏向就业？”

房间里太黑了，她赤着脚下床把窗帘拉开了一道缝隙，赶紧钻进了被子。

“这么晚了还要聊这个吗...”斯拉瓦打了个呵欠。

“睡不着嘛！再说了，你滴系统娘是可以直接调出数据的，尽情地感谢我吧！”年导戳了戳他的腰子。

“你那数据到底灌了多少水你自己清楚。”斯拉瓦撇撇嘴。

“搞得好像下面官僚一层层修饰又报上来的数据准到哪里去一样——你到底想不想听？不听我就睡了！”她说着轻轻蹬了一下斯拉瓦。

于是斯拉瓦开始听年导念联盟的用人缺口数据。数字很难看，信息化铺得越开、联合体发展得越快，对技术人才的胃口就越大！

联盟啥人都缺，到处都在要人。人

“照这个势头，我们的人才供给要跟不上了。”斯拉瓦说。

年导也没啥好办法，想了想后提议道：“那就扩招？多办几所大学，多招点学生？”

斯拉瓦摇了摇头。

“扩招是最省事的办法，也是最蠢的办法。”他说，“你把大学的门一开大，招进来的人质量立刻就掉下去。教出来一堆半吊子，联合体要了也没用，反而占着分配的名额。

人才这东西，不是靠数量堆的。”

年导没有立刻反驳。她想了想，换了个角度。

“那你有没有想过换个法子招人？”

“老大，快快细说！”

“我最近看了些材料。”年导说，“中国那边不是恢复高考十来年了吗？他们搞的是全国统一考试——所有考生同一张卷子，同一个标准，凭分数录取。这么一来偏远地方的孩子只要考得好，也能上好大学。不看你爹是谁，不看你在哪个城市，就看你这张卷子。”

她顿了顿：“你想想我们现在的招生是怎么回事？莫斯科、列宁格勒的孩子近水楼台，中亚、外高加索的孩子光是路费和住宿就劝退一半！要是搞个全苏统考，是不是能让更多偏远地方、有天分的孩子，有个公平的上升通道？”

斯拉瓦没说话。

“而且不光中国。”年导继续，“你看西方现在也在鼓吹这个——‘人人都该上大学'，要搞高等教育大众化，把上大学的门槛一个劲往下降。

宣传得漂亮得很，说这是教育公平，是让每个人都有机会。这股潮流现在声势不小，我们苏联是不是也该跟一跟？把大学的大门，向更多的人打开？”

斯拉瓦有些犹豫。

他知道年导说这些是真心的，她是真的心疼那些因为出身、因为地域、因为家里没关系而被挡在门外的孩子。她的出发点是公平和善意，这一点斯拉瓦从不怀疑。

但他不能同意。

“年导，你说的这个‘人人有大学上'，我不赞成！而且照搬中国的全国统考，我更不赞成！”

年导等他说下去。

“人人上大学这话听着漂亮，我看实际上是个陷阱。”

“怎么讲？”

“你想过没有，不是所有人都适合上大学的。这不是歧视，这是实话！一个人有没有那个天分、那个兴趣、那个肯埋头苦干的劲头去接受高等教育——这是有差别的。

你硬把一个不适合读大学的人塞进大学，对他自己是折磨，对国家是浪费。”

他转过身。

“别的国家毕业了就毕业了，但我们的大学是真给毕业生包分配工作的。你从大学毕业，国家保证给你一个对口的岗位。这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我们每多招一个不合格的大学生，就等于往一个本该由合格的人去的岗位上塞了一个滥竽充数的人。西方那些鼓吹人人上大学的国家，他们的毕业生是要自己去市场上找工作的，找不到是他自己的事。

我们不一样，我们的每一个大学名额背后都拴着一个国家分配的实实在在的岗位。

国家向用人单位保证教育质量，用人单位也信任国家。”

斯拉瓦的语气缓了些：“再说了，大学从来不是人生唯一的出路。这一点恰恰是我们苏联做得比西方好的地方。”

“我们有一整套职业技术教育的体系。技校，中等专业学校...这些地方培养出来的是能直接上手干活的技术员、技工。

一个孩子如果他不适合去搞理论研究，但他手巧、肯干、愿意学一门实实在在的手艺，那他去技校学出来直接进企业、进联合体，这不比逼着他去大学里混四年、混一张他配不上的文凭强得多？

让合适的人去合适的地方，这才是对人负责，也是对联盟负责。”

他补充道：“何况我们现在最不担心的就是劳动力过剩。我们的劳动力市场紧张得很，到处都在抢人。西方搞人人上大学搞出来一堆眼高手低、找不到工作的大学生，技术员的岗位反而没人肯做——那是他们的病。

我们要是跟着学，纯粹是给自己找病生！”

年导点了点头。

斯拉瓦说得对，苏联的职业技术教育系统培养出来的中级技术员，恰恰是产研联合体真正的骨干劳动力！

西方八九十年代那场高等教育大众化在这一层上制造了大量的灾难：人人都想要一张大学文凭，结果是技术员的岗位无人可做，大学毕业生又找不到对口的工作，两头落空。

斯拉瓦要顶住的正是这个诱惑。他非但不该弱化中专这一层，反而要加强它，把“中专—高校”之间的分流做得更清楚，而不是模糊。

“那全国统考呢？”年导问，“就算不搞人人上大学，把招生的标准统一起来让偏远地区的孩子有个公平的尺子，这总没错吧？”

“嗯，标准要统一这个方向没错。”

斯拉瓦思索片刻：“但照搬老钟那套全国分区统考我看在苏联行不通。

首先是语言问题，老钟能搞全国统考用一种语言出题就行——因为汉语使用者占了他们人口的95%以上，普通话是通行的，可我们苏联呢？”

年导也意识到了问题：“俄罗斯族只占全苏人口的一半出头。剩下那一半是乌克兰人、乌兹别克人、格鲁吉亚人、哈萨克人、立陶宛人...妈呀，几十个民族各有各的语言，各有各的高等教育体系。

基辅大学有乌克兰语系，第比利斯大学有格鲁吉亚语系，塔什干大学有乌兹别克语系。

我们还不能直接干涉地方要求强制俄语化，那等于当众宣布所有非俄语民族的孩子在高等教育的竞争里天生就是二等公民——因为他们得用一门不是母语的语言去跟俄罗斯孩子拼。

这在别的时候也许还能压一压，可现在是什么时候？更何况人家是联盟的加盟共和国，不是我们的行政区，这样搞地方民族要暴动的。”

年导的表情凝重起来，她知道斯拉瓦不是危言耸听。

“那用十五种语言分别出题呢？”她试探着问。

“那还叫什么统考？”斯拉瓦摊手，“十五种语言十五张卷子，难度怎么对齐？分数怎么比较？这跟没有统考有什么区别？统考的意义就在于一把尺子量所有人，你用十五把尺子，尺子本身就不一样长了。”

他随后说道：“而且统考对大学不公平，我们苏联的大学专业化程度太高了，高到根本没法出一张通用的卷子。”

苏联没有高考，都是大学自主命题，学生只能在那一年报考某所大学，能通过自主命题试卷就进去上学，不能就回家上班。

“老钟那边的大学本科头两年还有不少通识内容，所以他们能考一张数理化的通用理科卷，我们不行。”斯拉瓦说，“你看MFTI——物理技术学院那是搞尖端物理和工程的，它的物理入学要求高到什么程度？

再看季米里亚泽夫农学院，人家考的是生物和是农学。这两个学校从入学要求的难度到内容压根不在一个频道上。”

你出一张‘全苏通用理科卷'会怎么样？MFTI会说这卷子太浅筛不出他们要的人，农学院会说这卷子里的物理难到他们的学生一个都考不过，两头不讨好。”斯拉瓦摇头，“我们的大学是一个个高度专门化的口子，你没法拿一张卷子去套所有的口子。”

“而且老钟能接受全国统考是因为他们有上千年的科举传统，他们的读书人是靠一场全国性的考试改变命运的，这个东西刻在文化里。

我们没有这个底子，俄罗斯没有科举。你猛不丁搞一个一考定终身的全国统考，社会的阻力会非常大，而且你猜谁反对得最凶？”

“知识分子。”年导答道。

“嗯，大学自主命题里除了笔试还有口试，口试这东西水有多混你我都清楚，上级打个电话就能录取的制度受益最大的恰恰是他们。

他们的孩子靠着爹妈的关系条子进最好的学校，我们要搞一场谁也走不了后门的匿名统考等于断了他们的路——知识分子们会集体跳出来反对，这股力量不小，对于现在的苏联来说我们得慎重考虑。”

年导沉默了很久：“可是现在这套招生制度问题真的太多了，你不能因为不能照搬中国就什么都不改。”

“我什么时候说不改了？”斯拉瓦看着她，“我反对的是照搬，不是改革！

现行这套招生制度烂得很这一点我完全同意，恰恰是因为它烂才更要改——只是得按我们自己的国情改，不能囫囵吞枣把别人的药方抄过来。”

苏联的高校招生是个什么章程？

没有全国统考，招生是各个学校自己命题自己组织的——通常是一场笔试加一场口试的组合，考四门：

专业主科笔试、专业主科口试、俄语作文，再加一门外语或者别的辅科。

考试每年七八月分两轮进行，一个考生只能报一所学校。报了这所落榜了就只能等明年再来，或者退而求其次去上技校。

这套制度的病是明摆着的。

第一是腐败。莫斯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第一医学院这种顶尖学校的口试环节是“电话录取”的主战场。某某部长打个电话，某某院士递个条子，一个本该被刷掉的考生就这么过了！

这个问题到1988年已经严重到能在报纸上公开讨论的地步——《共青团真理报》连着报道过好几回了。

第二是地域极不公平。莫斯科、列宁格勒的孩子占尽地利，而中亚、外高加索的孩子光是到大城市赶考的路费和住宿就能劝退一半。加盟共和国内部还横着一道俄语能力的鸿沟——乌兹别克、塔吉克农村的俄语教学质量，根本不足以让那里的孩子去应付莫斯科大学那种水平的俄语作文。

第三是一校一考逼着学生赌博。你只能报一所，报高了掉进技校，报低了白白浪费了自己的分数。

这就在苏联教育界催生出了一整套“陪跑咨询”的灰色产业，家长四处托关系打听今年哪个学校好考、哪个学校爆冷。

别的国家是高考完出分后咨询报什么志愿，苏联这边是考试前咨询考哪所学校。

第四是信号失真。各校自己命题横向没法比较，用人单位——尤其是斯拉瓦那些跨部门的产研联合体——看到一份简历上写着“某地矿业学院毕业”，完全搞不清这个学生到底是什么水平。

“这四条病我们都得改，但怎么改就得让管这摊事的人一起来议。现在教育这块条条框框，乱得很。”

“嗯....”“那明天再说...”

讲到这里两人都困得不行了，没多久陷入了昏睡。

——————

二月中旬，斯拉瓦召开了一次教育改革专项会议。

苏联的教育管理此刻是三家分治的。一家是高等与中等专业教育部，管大学和中专；一家是教育部，管普通中小学；还有一家是职业技术教育国家委员会，管技校和职业培训。

三家各管一摊互不通气，一个孩子从小学到中学到大学或技校，中间要经过三家的手，衔接得七零八落。

斯拉瓦早就打算把这三家合并成一家，成立一个统一的国民教育委员会，打通“普教—职教—高教”这三层已经在酝酿了，就等一个合适的时机推出来。

借着这次商讨招生改革，正好可以把三家的头头都叫到一起，一边议考试一边把合并的事挑明。

很快三位部长就来了，他们分属三个衙门，平日里各管各的，这下坐到一张桌子上气氛里就先有了一层微妙的东西——谁都知道总书记把三家一起叫来恐怕不只是议一件事那么简单。

斯拉瓦开门见山：“今天叫大家来是讨论一下招生考试的改革。但在议这个之前，我先说一件更大的事，让大家心里有个数。”

三个人都看着他。

“你们三家我打算合并成一家。成立一个统一的国民教育委员会，把普教、职教、高教这三层，统一管起来。”

会议室里安静了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