鹰酱，我不想组联盟了 第145章

同年，日本防卫费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正式突破百分之1.1。那条线是1976年由三木内阁定下的，而美国选择了默许。

美国自己在大萧条里爬着，军费一直在砍，海外力量在收缩，它对盟友的保护伞越来越罩不住了。它需要日本多扛一点自己的防务，它需要日本出钱！

让日本多花点钱在防务上——这不叫放虎归山，这叫让笼子里的老虎自己出钱给自己修笼子。

好吧，至少美国人明面上是这么想的，反正日本再武装化后要担心的也是苏联和老钟，美国人只需要防止日本人拥有核武器并且不要变红就行了。

从此以后，只要美国人不说话，再也没有一条线能拦住日本的防卫费了。

1988年秋，日本的媒体上悄悄出现了一个新词——安保警卫队。

它的名字听上去平平无奇——安保，就是安全保卫；警卫队，就是守门看院的。如果去翻日本的法律，这些公司注册的都是警备业的营业执照，归的是《警备业法》。

在法律上，它们跟那些在商场门口站岗在停车场指挥的保安公司没有任何区别。

可进了门一看就不是那么回事了。

这些安保公司招的是自卫队退役的军人。它们的训练内容可不是在门口站着看谁没刷卡——是战术射击，是近距离战斗，是爆破物处置，是直升机绳降。

它们的装备已经超出了一个警备公司该有的水平。

它们本质上是私人军事公司，是日本的PMC。

美国人也允许日本人这样干了，美国知道苏联的格里芬PMC在非洲不断搅动浑水，既然日本要组建PMC试着恢复武装力量，为什么不让他们去非洲和苏联战斗呢？

在自己没精力下场时，驱虎吞狼使之两败俱伤便成了最优解。

1989年2月起，一些日本的“安保人员”开始出现在第三世界战区里。

中东，东南亚，非洲...这些地方的冲突区域里出现了日本人的身影。他们有的是给当地的政府军当军事顾问，有的是给矿区和油田做安保，有的就是在战场上打仗。

他们去那些战区，名义上是提供安保服务。可实际上，他们去的目的只有一个——接受实战训练。

这是日本四十三年来的痛。

自卫队是一支和平年代的军队。它的装备很好，训练也不错——可它没打过仗。从1945年投降那天起，哪怕是朝鲜战争开打日本也没有一个军人在真正的战场上开过一枪。

它的战术理论全是纸上谈兵；它的军官全是和平年代的温室花朵；它的士兵连真正的枪声都只在靶场上听过。

一支没打过仗的军队，不管装备多好、训练多精，终究是不知道自己行不行的。

它像一把从来没试过锋芒的武士刀。

一支从来没打过仗的军队就这样借着一条灰色通道一点一点地积累着它的实战血脉。

防卫厅的那些官僚对这些事心知肚明。他们不但知道，他们还配合——退役审批走得快一些，人事档案上的去向写得模糊一些，该闭的眼闭上。

在他们看来，这是一件必须要做的事。日本要是哪天真的需要打仗——不管是被逼的还是主动的——它总不能派一支连枪声都没听过的军队上去！

在和平宪法松动的铁幕底下，日本正用一种它最擅长的方式悄悄地把自己变成一个有战斗力的国家。

....

1989年4月 伊万诺夫决定再次访问中国，一方面是商谈如何承接日本外资以及学习中国特区经验，另一方面，则是共同商讨日本局势。

如果日本再度走上那条道路，那么二战时的同盟国有“705ｕ．сοｍ-读?書會首發”义务、有决心、有动力去帮助日本再次去除军国主义。

第102章 瓦良格号航空母舰

此时的老钟正处于风暴前夜。

在4月15日，胡要邦因心肌梗塞去世。两年前他被迫辞职的时候心脏就已经不太好了，辞职后他搬出了中南海，住进了一套普通的房子，很少再在公开场合露面。

在他去世的消息传开之后，许多学生青年都开始行动了。

头几天大家来悼念他。学生们自发地到天安门广场去，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前放花圈、贴挽联。许多人认为，相比现在的这位激进改革派（或者叫自由派）领袖，前几年的胡要邦则相对温和一些，他在年轻人心中的形象里还是那个替知识分子说话的、反对“反自由化”、最后被保守派搞下台的老好人。

再和北方大国比一比，同样是改革派，以戈尔巴乔夫、雅科夫列夫为首的激进改革派下台，以伊万诺夫夫妇为首的温和改革派掌管了苏联改革的方向舵。

苏联的成功改革让许多国家——不仅是老钟——都开始排斥队伍里的自由派，大家都认为温和的、徐徐渐进的改革才是这个国家的良药。

可悼念很快就在某些推动下变了味。

从花圈到标语，从标语到口号，从口号到游行。人们的诉求开始升级：从悼念领袖变成了批评当前的政策，从批评政策变成了要求政治改革。

这一回他们的改革跟另一条时间线上那场运动的方向不一样。

这要从1987年说起。前年老钟搞了一场价格闯关——企图在短时间内把价格双轨制并成市场价格。

闯关的结果是灾难性的。通货膨胀飙升，物价一夜之间涨了一截，老百姓疯了一样地抢购、囤货，银行门口排长队，商店里被搬空人心惶惶。

价格闯关失败了，可它留下的伤疤——通胀、物价不稳、老百姓对政府经济管理能力的信任崩塌...直到现在还没愈合。

在原来的时间线，苏东集团已经开始逐步崩溃，日薄西山的苏联大厦将倾，中美蜜月期引入的许多自由派思想掀起了仿美的风潮。底层劳动者希望实现工作场所民主，恢复鞍钢宪法，恢复两参一改三结合，而一些脱产人士则认为西式民主自由是一剂良药，两拨人混在一起，事情越闹越大，最终失控。

但在这条时间线一切都不一样了，美国在1987年就陷入了大萧条。那个自由市场的灯塔，那个亲美知识分子心中最闪亮的参照系半年前自己不争气提前颤颤巍巍见罗斯福了。

一个自由市场刚刚把自己搞进大萧条的美国，在老钟年轻人心目中的感召力已经大打折扣。里根访苏时在莫斯科大学那场演讲——对人权和自由市场一笔带过、什么都不敢讲的那场演讲，消息传到老钟后对那些自由派来讲简直是天塌了。

不仅是苏联的亲美派感觉被背叛了，老钟的亲美知识分子也发现他们信仰的那面旗帜正在褪色。

里根仍然不知道，他在莫斯莫科的那次演讲到底伤了社会主义阵营多少自由派的心，大伙就等着你去苏联的心脏当着导师的面冲塔呢！

臣等本欲死战，陛下何故先降？

然后则是中苏提前友好化。斯拉瓦上台后，中苏关系比原来那条线早了好几年解冻，两国贸易在这几年里大幅增长，苏联的改革经验——信息化、工作场所苏维埃民主、农业产研联合体、以控制论为核心的电算计划经济...通过各种渠道传进了老钟。

苏联改革成功的样板让世界许多学生和年轻的知识分子开始认真地研究苏联正在做的事。

苏联没有走向戈尔巴乔夫那条越改越乱的路。它稳住了经济，改善了供给，菜篮子工程让老百姓吃上了新鲜菜，当全球资本市场在黑色星期一的风暴中颤抖时，只有苏联屹立不倒。

全世界都在看着这个年轻的苏联总书记，用一种前所未有的方式证明了社会主义可以搞好经济。

这些因素加在一起改变了这场运动的底色。

在另一条时间线上，广场上的学生们举着的是自由女神像。在这条线上，他们举着的是斯拉瓦的画像。

主流的声音从“要西式民主”变为“要苏维埃民主”，喊的口号也不是“打倒一党专政搞多党制”，而是“学苏联搞真正的工人民主、让苏维埃重新成为人民的苏维埃”。

他们批评的不是社会主义本身，而是当前赵资羊的这套改革搞得太烂了——价格闯关搞砸了、腐败横行、官倒猖獗、改开的大量好处让太子党和官僚吃了、老百姓跟着抢汤水。

是，确实有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了，但怎么先富的那批人里那么多都是些有关系的人啊？

当然也有另一股声音。一些人——主要是那些多年来一直受美方资助的知识圈子——仍然在推西式民主。可他们的声音在这个主流面前被压了下去。

美国自己都崩了，你还拿美国当旗帜？

在这种氛围下，公开喊走西方道路是要被身边的人笑的。

于是这批人精明地调整了自己的口号，把“西式民主”换成了一个更模糊的词：民主。

民主这两个字谁都能用！冷战时期苏联标榜自己民主，美国标榜自己自由，自从苏联解体后美国便把民主和自由这两个词拿到了自己那边。

现在苏联可没垮，左派可以说苏维埃民主才是真民主，右派可以说多党制才是真民主，这个词成了一面谁都能举的旗。

————

此时的中央正在发愁。

赵资羊刚从平壤访问回来。他在朝鲜的那几天，北平这边的事态已经升级了。

而更让他头疼的是——苏共总书记伊万诺夫的访华就在眼前。

这是中苏关系正常化以来苏联最高领导人第一次正式访问中国。这一趟的外交意义巨大，全世界都在看。

可偏偏就在这个节骨眼上，北平的学生们把广场给占了，而且还举着伊万诺夫的画像。

这画面要是被全世界的记者拍到那就不是“中苏友好”了，那是“老钟的老百姓觉得苏联领导人比自己的领导人强”，这对CPC来说是什么滋味？

4月26日，《人民日报》发了一篇社论，对学生的活动进行了定性——把它定性为动乱。社论的措辞很强硬，说这种行动是少数人蓄意制造的，企图搞乱全国。

这篇社论没有起到它预期的效果。恰恰相反，它激起了更多的声音。

4月27日，广场上游行的人数一下子从几千涨到了几万。

学生们更不买账了。他们觉得社论在侮辱他们——我们在为这个国家的未来着想，你说我们是动乱？社论非但没有压住这股火，反而给它浇了一桶油。

而那几万人的队伍里，举着的画像有毛主席，有列宁，还有斯拉瓦的画像，邓希贤看着这个局面做了一个决定：

“把迎接苏联代表团的地点从广场改到机场。”

天安门肯定是不能去了。你让苏联总书记站在城楼上，底下几万个中国青年举着他的画像——这个画面是要进历史教科书的，太丢脸了。

机场低调一些，安全一些，可控一些。

...

斯拉瓦的专机落地的时候，他从舷窗看见的是一个被严密安保层层裹着的机场。

欢迎的仪式压缩了。没有红毯，没有广场上的万人夹道，只有机场跑道旁的一支仪仗队和几排整齐的官员。

礼炮响了二十一下，规格倒是没降——可整个气氛跟斯拉瓦在巴黎被密特朗迎接的那一次完全不同。

巴黎那次是密特朗主动加的排场，怕不够隆重；这一次是中方主动减的排场，怕太惹眼。

斯拉瓦下了飞机，跟在机场等候的赵资羊总书记握了手，然后两人上了车。

车队从机场出发驶向钓鱼台国宾馆。

车里坐着斯拉瓦和赵资羊，年导作为苏联外交部长和中方部长钱其琛在另一辆车上。

车队行进的路线经过精心安排，绕开了那些可能看到游行队伍的路段。可车窗外隐隐约约地还是能感觉到什么——远处似乎有人群聚集的嘈杂，偶尔一两面旗帜在视线的边缘一闪而过。

斯拉瓦坐在车里看着窗外。

“赵总书记，我在来之前了解了一些贵国最近发生的事。”

赵资羊的表情没有变化，他早知道斯拉瓦会提这个。

“我很关心这次的——嗯...”斯拉瓦斟酌了一下措辞，“这次群众自发的活动。”

赵资羊点了点头。他张了张嘴像是要解释什么。

赵资羊说：“这件事是个重大的问题，仍然需要邓希贤同志来掌舵。”

斯拉瓦看着他。

赵资羊这句话说得很轻，可他是谁？他是CPC的总书记，他是名义上的最高领导人。可他刚才说的这句话意思就是甩锅——我做不了主，做主的是邓希贤，都是他的问题！

这在外交场合上是一件极不寻常的事。一个国家的最高领导人当着外国元首的面公开表示重大决策不是我说了算、是另一个人说了算，这等于在政治上把自己切割出去了。

斯拉瓦知道，赵资羊已经预感到了这事接下来可能会变得很糟糕——可能会流血、可能会留下一笔谁也洗不掉的账，他不想背这笔账。

这自由派比戈尔巴乔夫更烂。

斯拉瓦的眉头皱了一下，他不认可这个答案。

“赵总书记，”斯拉瓦语气平静，像是在聊一件跟眼前这个国家无关的往事，“我跟您讲一个我们苏联的故事吧。”

赵资羊看着他。

“我们苏联前几年也有过一些——困难。您也许知道，在我之前苏联的总书记是戈尔巴乔夫同志。”

赵资羊点了点头。

斯拉瓦的语气很慢，像是在讲一个寓言故事：

“一个政治家之所以是政治家而非政客，很重要的一个区别就是政治家愿意为自己的决定承担责任与风险。”

他停顿了一下，车窗外北平的街景在向后退。

“戈尔巴乔夫同志显然没有这个能力。

他没有那个胆量，也没有那个决心去面对改革过程中出现的代价，哪怕是要流血。

他想要的是把功绩全揽到自己身上，把代价全撇到别人身上。而他的能力又太弱，明明可以和平解决的事情他总是能把事情逼到不得不武力解决的结局，面对武力结局他又不愿意担责任。”

车里安静了一下。

“因此政治局的同志们对戈尔巴乔夫同志产生了一些不满。恰好，戈尔巴乔夫同志因健康原因选择了退休，大家呢，就顺理成章地答应了他的请辞。顺便推举了我来带领苏联，继续沿着导师的道路走下去。”

他转过头看着赵资羊。

赵资羊的脸色灰了下来，他听懂了。

斯拉瓦讲的每一个字说的都是苏联，说的都是戈尔巴乔夫，可实际上指的都是他赵资羊。

要么你自己扛起来直面代价，要么就体面地走。别在这个位置上既不扛也不走，把自己切割出去让别人去背锅。这样还不如提前“因健康愿意申请退休”，还能留有一丝体面。

赵资羊沉默着。

也许他确实应该请求辞职了。

————

车队到达了钓鱼台国宾馆。

会谈的阵仗不小。中方这边，国务院总理李鹏在场，邓希贤本人在场。苏方这边，斯拉瓦带着年导还有一众团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