鹰酱，我不想组联盟了 第22章

雅鲁泽尔斯基终于动手了。

军队和民兵在一夜之间占领了全国所有的电话交换中心、广播电台和电视台，团结工会的领导人在睡梦中被逮捕，宵禁令和集会禁令同时生效。数千人在几天之内被拘留，团结工会被宣布为非法组织，波兰进入了军事管制状态。

莫斯科如释重负。

勃列日涅夫打电话给雅鲁泽尔斯基用“友好的语气”表示祝贺，并承诺提供经济援助。但西方的反应来得又快又猛——十二月二十三日里根宣布对波兰实施经济制裁，几天后制裁范围扩大到苏联，理由是莫斯科对波兰的镇压负有“严重和直接的责任”。

圣诞节那天勃列日涅夫通过美苏热线向里根发出通报进行直接沟通——一个圣诞节，两个超级大国的领导人在电话两端讨论着一个东欧国家的命运，这个画面本身就是冷战荒诞性的最佳注脚。

————

1981年就这样走向了终结。

如果让斯拉瓦用一句话概括这一年的苏联，他会说：这个帝国同时站在它的军事巅峰和政治衰败的交叉点上，而且两者之间的距离正在以肉眼可见的速度缩小。

在军事上，西方81演习向全世界展示了苏联武装力量空前的打击能力，北约的分析人员在评估报告里写道华约的钢铁洪流在中欧战场上几乎不可阻挡，美国和西欧的战略家们甚至在认真讨论是否应该在富尔达缺口预埋一百四十一枚战术核弹来阻止苏军的推进——这个疯狂的计划本身就说明了他们对常规力量对抗的绝望。

但在这层令人窒息的军事强权的表皮之下，一切都在松动。

苏联的经济已经在停滞的泥潭里挣扎了将近十年，轻工业被军工复合体吸干了血，国营商店的货架越来越空，排队的时间越来越长。阿富汗战场上苏军每个月都在流血，圣战者控制了近百分之八十的国土，美国刚刚批准了对巴基斯坦的三十二亿美元军事援助计划，这意味着更多的毒刺导弹和更多的苏联士兵的棺材。

波兰的戒严只是暂时按住了东欧不稳定的锅盖，蒸汽还在锅里越积越多。中程核力量谈判陷入僵局，里根的军费开支以每年百亿美元的速度往上涨，苏联跟也不是、不跟也不是。

而在克里姆林宫的红墙里面，一个七十五岁的老东西正在以越来越快的速度走向他生命的终点。勃列日涅夫在1981年的最后几个月里已经很少出现在公开场合了，偶尔出席一次活动也是走几步就要人搀扶、讲几句话就忘了词、签文件的时候手抖得写不成字。

眼看着勃列日涅夫就要颤颤巍巍见导师了，现在每一个野心家都闻到了权力交接的气息。

契尔年科在勃列日涅夫身边寸步不离，试图把自己塑造成“勃列日涅夫路线的忠实继承者”。格里申和罗曼诺夫各自经营着自己的人脉网，而安德罗波夫——这个在克格勃主席位置上坐了十五年的人——正在所有人的注视下小心翼翼地走着他的钢丝。

斯拉瓦在这盘棋局的边缘看着这一切，有时候觉得自己像是一个被邀请到棋盘旁边观棋的人，虽然还没有资格拿起棋子但已经能看到棋局的全貌了。

安德罗波夫在教他看棋，每一次深夜的谈话、每一份被递到他手里的情报简报、每一次的提问都是老人在告诉他：看着，记住，想清楚——总有一天你需要自己下棋。

安德罗波夫也不只是在斯拉瓦身上投入了精力，他知道自己的疾病不能让自己撑太久，他也在不断发掘新的年轻干部，就在这一年斯拉瓦终于见到了戈尔巴乔夫。

其实斯拉瓦很多次都在想要不要说服安总不要培养戈尔巴乔夫，但他想了想，自己如果要改革面对广泛的保守派，必须要接纳更多的盟友——况且戈地图也可以被他影响，万一自己这几年成功把戈尔巴乔夫掰到他那一边了呢？

...

十二月底的一个夜晚，莫斯科下了入冬以来最大的一场雪，整座城市在一夜之间变成了白色。

年导在斯拉瓦身后的桌子上整理文件：“新年有什么愿望？”

“希望安德罗波夫的肾能撑住，至少撑到我能接他的班的程度吧。”

“我问的是你的愿望不是他的。”

斯拉瓦想了想：“我希望这个国家的老百姓明年能少排一点队。”

年导停下了手里的动作抬起头来看着他，玫红色的眼睛在台灯的暖光里显得异常柔和。

“那可比搞定一场军事演习难多了。”

“所以才叫愿望嘛，万一今晚有个大胡子圣诞老人突然给我把愿望实现了呢？”

“那你还不如指望这个大胡子是马克思回归呢。”

窗外的雪继续下着，覆盖了莫斯科的屋顶和街道、树木和电线、有轨电车的轨道和国营商店门前已经散去的队伍。

1981年就这样结束了。

请假条

如题，今天坐普通火车回家，晚上七点半坐15个小时明天中午到家喵，更新明天补上

刚从医院探病回来，凌晨更新

如题，我爸肿瘤复发，手术出了点问题导致微创变开腹，今天一天都在陪护，现在洗漱再休息一下就码字，应该明天早上能发章节，非常抱歉

第18章 丢人现眼...

斯拉瓦等待的机会终于在1982年来临了。

在这一年，英国和阿根廷即将为了大西洋南部的一个小岛而发生一场战争，日薄西山的大英帝国在经历了殖民地大量独立、撒切尔带来的高通胀拷打后终于迎来了历史的关键时刻。

这一年的英国政府已经处于崩溃边缘，工党对撒切尔政府的不满以及达到了顶峰，而正是英国在这一场战争中的险胜为撒切尔缓了一口气，让她的改革撑到了有成效的那一天而不是中道崩殂。

在此之前，英国的通胀已经被拉到了20%，而后世的英国废柴们在通胀不到5%就开始叫苦连天呼吁着重回欧盟，殊不知他们颇能忍耐的上一辈在通胀达到20%的时候都没意见。

其实是有意见的已经被撒切尔的骑兵连和大英警送走了。

...

三月底的莫斯科还在下雪。

斯拉瓦盯着桌上那份克格勃情报简报已经看了整整一个小时——《阿根廷军政府近期军事动向评估》，标注日期是1982年3月25日。

阿根廷军政府正在准备对马尔维纳斯群岛——英国人叫它福克兰群岛——发动军事入侵，时间窗口在四月上旬。

斯拉瓦把简报放下来起身走到窗边。

他已经等待这场战争一年了。这可是冷战史上的经典案例之一，被无数军事爱好者和键政选手翻来覆去地讨论过。英国远征八千英里、以弱胜强、撒切尔借此翻盘连任——这个叙事已经被讲得烂熟了。

但现在不一定了。

他拿起电话拨了年导的号码：“你看到阿根廷的简报了吗？”

年导的声音从电话那边传来：“看了，你在想什么？”

“我在想能不能趁此机会把英国搞下去。”

要理解马岛战争对英国意味着什么，就必须先理解1982年的英国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家：一个正在经历剧烈阵痛、随时可能在手术台上断气的病人。

1979年5月，玛格丽特·撒切尔赢得大选入主唐宁街10号的时候，她接手的是一个被“英国病”折磨了二十年的经济体。

七十年代的英国经历了两次石油危机、持续的滞胀、工会力量的膨胀和工党政府的无力应对。1975年通货膨胀率飙到了战后最高的百分之24.2%，到1978年才勉强压到8.3%，但经济增长几乎停滞，失业率持续攀升。

1978年到1979年的那个冬天——后来被称为“不满之冬”——垃圾工人罢工、医院工人罢工、卡车司机罢工、甚至连掘墓人都罢工了，尸体无人下葬堆在太平间里腐烂。整个国家看起来像是一台正在报废的机器，每一个零件都在发出刺耳的摩擦声。

撒切尔的药方很简单也很猛烈：货币主义。

控制货币供应量来压制通胀，哪怕代价是经济衰退和大规模失业。她上台后立刻把利率提高到了百分之十七的战后最高水平，把增值税从百分之八翻倍到百分之十五，同时削减公共开支和社会福利。

效果立竿见影——但不是好的效果。

通胀没有立刻下降反而在1980年冲到了百分之十八，一些原因是第二次石油危机的冲击，另一些原因是她自己把增值税翻倍的操作直接推高了物价。而她的紧缩政策导致的经济衰退则来势凶猛——1980年和1981年GDP连续两年负增长，这是三十年代大萧条以来英国最严重的经济衰退。

失业率翻了一倍是什么概念？

从1979年的百分之五点四飙升到1982年初的百分之十点七以上，失业人口突破三百万——自从1930年代的大萧条以来第一次。英格兰北部和威尔士的老工业区遭到了毁灭性打击，钢铁厂关门、煤矿减产、造船厂裁员，一整代蓝领工人被扔到了社会的垃圾堆上。

而对于这些罢工的工人撒切尔是怎么做的？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和妥协性在关于镇压工人运动方面是从来没体现过，反正总得有人为了这场改革牺牲，多苦一苦广大工人罢了。

1981年3月，三百六十四名经济学家联名在《泰晤士报》上发表公开信，措辞严厉地批评撒切尔的经济政策具有破坏性和误导性，要求政府改弦更张。撒切尔的回应是在保守党年会上扔出了那句后来被引用了无数次的话：

“你们想让我转弯？转弯是你们的事。这位女士不会转弯。”

她没有转弯。但到了1982年春天，她的民调支持率已经跌到了保守党有记录以来的最低点。内阁里有人在窃窃私语讨论是不是该换一个领导人了，工党在民调中遥遥领先，如果现在举行大选撒切尔必输无疑。

在1981年夏天英格兰各地爆发了大规模骚乱——利物浦的托克斯特区、伦敦的布里克斯顿、伯明翰的汉兹沃思——失业的年轻人在街头与警察对峙，汽车被点燃，商店被砸烂。撒切尔的政府出动了防暴警察，在电视上看起来像是在对自己的国民发动战争。

这就是1982年春天的英国：一个通胀刚刚开始下降但还没看到效果的国家，一个失业率达到战后最高的国家，一个首相民调跌到谷底的国家，一个社会矛盾激化到随时可能爆发的国家。

改革的阵痛还在最痛的时候，而改革的果实——通胀最终被控制到百分之五以下、经济恢复增长——要到1983年才会出现。

如果在这个时间窗口里再来一场军事失败呢？

...

斯拉瓦是在一月底的一个晚上向安德罗波夫提出这个方案的。

地点还是那间不起眼的会客室，格鲁吉亚红茶，两个橘子，窗帘拉着。安德罗波夫最近的气色明显不好，脸上的浮肿比上个月更严重了，但他的精力仍然集中得可怕——斯拉瓦有时候觉得这个老人是靠纯粹的意志力在对抗自己的身体。

“阿根廷的军政府要对马尔维纳斯群岛动手了，主席同志”斯拉瓦把情报简报推到安德罗波夫面前，“时间大概在四月初，我认为这是个好机会。”

“我知道，”安德罗波夫拿起简报看了一眼又放下，“布宜诺斯艾利斯站三天前就报过来了。加尔铁里那帮人走投无路了——国内经济崩溃、通胀失控、人权问题被国际社会围攻，他们需要一场‘爱国战争’来转移注意力。

撒切尔也走投无路了，只能学习日本赌一波国运。”

“英国不是当年日本的老师吗？哪有爹像儿子的？”斯拉瓦说道，“英国现在的状况您看到了——失业率百分之十以上，撒切尔的民调跌到了保守党历史最低，内阁里有人在密谋换帅。如果马岛战争英国输了——”

“我认为英国不会输，”安德罗波夫打断了他，语气很确定，“英国海军虽然已经不是维多利亚时代的规模了，但远征八千英里收复一个小岛的能力还是有的。阿根廷的军队训练差、装备杂、指挥系统混乱——你在伊拉克看到的那些问题，阿根廷比伊拉克更严重。

英国现在是一头困兽，即使它非常虚弱，但是在被逼到绝境的困兽的战斗力比我们想象的都大。”

“无非是回光返照罢了，英国人民的耐心和决心已经被这五年的通胀和高失业率摩得差不多了，现在是英国人民想和平，英国政府不想打，我看情况很乐观。”

斯拉瓦一边喝茶一边说道。

“阿根廷也不是没有威胁英国舰队的手段，万一他们有更多的飞鱼导弹呢？而且我们也可以为阿根廷提供一点‘小小的支持’嘛，美国人肯定也干了，他们不会坐视英国打输，他们肯定也给英国提供情报支援了。”

美国人也干了。

安德罗波夫看着他没说话。

斯拉瓦知道他已经把安德罗波夫的注意力抓住了——飞鱼导弹是法国达索公司生产的AM39空对舰导弹，阿根廷在战前只从法国买到了五枚，配合五架超级军旗攻击机使用。历史上就是这五枚导弹击沉了英国的谢菲尔德号驱逐舰和大西洋运输者号补给船，几乎改变了战争的走向。

如果阿根廷有的不是五枚而是十五枚、二十枚呢？如果阿根廷还能得知英国舰队动向呢？万一还能趁机让潜艇蹲英国航母一波呢？

要知道，英国现在只剩下两条航母了，最新的那条还在修，要是把航母给英国干沉了那英国想要拿下几千公里外的小岛那可不容易。

“我的想法是这样的，”斯拉瓦斟酌了一下提出了自己的方案，“我们要做的是通过第三方渠道给阿根廷提供两样东西：一是情报——我们的侦察卫星可以持续跟踪英国特遣舰队的位置和航向，这些数据对阿根廷的空军来说比黄金还值钱；二是武器——飞鱼导弹，通过法国或者其他渠道转手。”

“法国人不一定会配合，”安德罗波夫说，“密特朗跟撒切尔站在一起，现在法国已经冻结了对阿根廷的武器出口。”

“官方冻结了，但法国的军火商不一定听话。达索公司在阿根廷有长期的商业利益，法国的技术人员现在还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帮阿根廷调试超级军旗的武器系统。如果有人通过非官方渠道向法方施压——比如暗示如果不配合，苏联会在某些法国关心的地区制造一些麻烦——也许能松动他们的态度。”

“你的意思是勒索法国人？这个想法确实可行。”安德罗波夫点点头。

“哎哎安总，别说是勒索，我们这叫交换！

法国在非洲有很多利益需要苏联的配合，密特朗刚上台不到一年，他需要证明自己不是美国的傀儡——如果我们给他一个台阶，让他在公开立场上继续支持英国的同时‘不小心’让几枚导弹从后门流出去，他可能会接受。

再说了，法国和英国互相背刺的次数还少吗？这可是有悠久的历史传统。”

安德罗波夫靠在椅背上，手指交叉搁在腹部，目光看着天花板的某个点。

“那么你的最终目标是什么？”他突然问，“你想通过这件事达到什么效果？这对联盟有什么好处？详细讲讲你的看法。”

“迫使撒切尔政府垮台，”斯拉瓦说，“或者至少让英国陷入严重的内部混乱自顾不暇。您想想现在英国的状况——三百万人失业、骚乱此起彼伏、撒切尔的支持率在谷底——如果在这个基础上再加一场军事失败，国内的压力会把撒切尔政府撕碎。保守党要么换帅要么提前大选，不管怎样英国在接下来一两年里都会陷入政治混乱，没有精力在国际上配合里根搞我们。”

“北约呢？”

“北约肯定会受到冲击。英国是北约的第二大支柱，如果英国因为内部危机而减少对北约的投入——哪怕只是暂时的——里根在欧洲部署潘兴II导弹的计划就会遇到更大的阻力。而且马岛战争本身就能在北约内部制造裂痕——西欧国家会开始质疑美国作为盟友的可靠性，因为美国现在还在试图调解而不是无条件支持英国。

西方的反应应该不会全部针对我们，因为我们只是迫使英国现在的政府垮台，并不是要在英国发动一场共产主义革命，后者很容易刺激到美国。”

安德罗波夫想了很久，那种久到斯拉瓦开始怀疑他是不是睡着了的程度。

“你的分析有道理，”他终于开口，“但你忽略了一个风险——如果英国输了马岛战争，撒切尔确实可能垮台，但接替她的人未必对我们更有利。

工党上台的话他们在核裁军方面可能更温和，但在经济制裁方面可能更强硬。而且你低估了英国人在受到军事耻辱之后的反应——别忘了苏伊士运河的教训，那次失败导致英国在十年内彻底退出了中东，但也让英国更加紧密地靠向了美国。”

“苏伊士之后英国确实靠向了美国，但那是因为英国认为只有美国才能保护它。马岛不一样——如果美国在马岛战争中没有坚定地站在英国一边，英国人会怎么想？他们会想‘关键时刻美国人靠不住’。这种联盟间的裂痕比军事失败本身更具有破坏性。”

安德罗波夫嘴角动了一下。

“我们这次要是玩脱了那风险就有点大了，联盟现在已经因为波兰的问题受了太多制裁，不能再冒更大的风险了。”他紧锁着眉头，他确实在仔细考量斯拉瓦的提议，计算着风险和得失。

“西方可以没有联盟，但是联盟不能没有西方。做不到独立自主就会被人卡脖子，今天不卡明天也会卡，至于卡我们脖子的借口？

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斯拉瓦劝说道。

安德罗波夫站起身走了几步，然后停下来。他的背影比一年前更驼了一些，但站在那里仍然有一种沉甸甸的分量感。

“好吧，我同意你的方案——部分同意，之后我会专门找一些同志商讨此事，如果可行性确实很高的话我会向勃列日涅夫提议此计划。”他转过身来。

“情报支援可以做，我让卫星侦察部门调整轨道参数，对南大西洋的覆盖频率提高一些。但武器方面我们不会直接出面，太容易被追溯——我会让人通过其他渠道去试，能搞到多少算多少。这件事决不能留下苏联直接介入的痕迹！”

他走到门口拉开门准备离开，在门槛上停了一下。

“还有一件事。”

“您请说。”

“你知道你在做什么吗？”安德罗波夫看着他，他想确认对面这个年轻人清楚地理解了自己即将做出的选择意味着什么。

“我知道，”斯拉瓦耸耸肩，“如果成功的话会有英国人因此而死罢了，多出来的每一枚飞鱼导弹都等于一艘被击中的英国军舰和几十上百条英国人的命。”

“我希望你在之后始终明白你在做什么，以及代价是什么。”

安德罗波夫看了他三秒钟，点了点头，走了。

门关上之后斯拉瓦一个人在会客室里坐了很久。茶已经凉了，橘子也没人吃。窗外莫斯科的夜色很沉，没有月亮，只有远处几栋楼的窗户亮着灯。

年导不知道什么时候进来了，坐到他对面拿起一个橘子开始剥。

“安总同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