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小雨清晨
阿玛尔低头一看，是两颗糖，糖纸是彩色的，上面印着一种她不认识的水果图案。
“给你的，”女人说，“还有你的妹妹。”
阿玛尔还没来得及说谢谢，女人已经转身走了，布袋子在她手里晃荡着，看起来空了。
她把糖往口袋深处按了按，提稳水桶，继续往家走。
到家的时候，父亲已经回来了。
父亲蹲在门口，正在把什么东西往锅里放，阿玛尔放下水桶，父亲抬头看了她一眼，看见她提回来两桶满满的水，嘴角往上扯了一下。
阿玛尔把娜吉雅从背上解下来，妹妹已经醒了，睁着一双圆溜溜的眼睛，不哭也不闹，就盯着她看。
她把口袋里的糖掏出来，剥了一颗塞进妹妹嘴里，妹妹愣了一下，然后整个脸皱起来，又松开，口水顺着嘴角淌下来，透明的一小条。
她把第二颗递到父亲手边，父亲看了看糖，看了看她，摇了摇头。
身后，娜吉雅发出咿呀咿呀的声音。
阿玛尔回头看了一眼，顺着娜吉雅指着的方向，看到天上又有东西在飘。
这次不是白花，是更大更密的东西。
她伸手接住一个，手心里躺着一个小塑料袋，袋子里是一张面饼，夹着肉馅，还带着一点余温。
她拆开袋子咬了一口，嘴里塞满了羊肉和面皮，嚼了好几下才咽下去，咽下去的时候喉咙里有点堵。
阿玛尔已经很久没有吃过羊肉了。
天上还在往下掉，一个一个的塑料袋摇摇晃晃地落下来，落在废墟上，落在路边，落在别人家的房顶上。
邻居家的小孩爬到房顶上去捡，一个接一个地往怀里搂，搂不住了就用衣服兜着。
有人在路上跑着接，跑得急了绊了一跤，爬起来继续跑，脸上全是土，嘴是咧开的。
阿玛尔又接了一只馅饼，递到娜吉雅手中。
娜吉雅坐在地上，一小块一小块掰开，将它们往嘴里塞。
“饼……”
阿玛尔和父亲同时惊讶地回过头。
这是娜吉雅来到人间学会的第一个词。
169 来都来了
穿好衣服，张琪亮掏出手机看看，Y市时间，午高峰马上就要到了。
按道理，这个时候应该赶紧回去跑单。
可看了看阿联酋的方向，张琪亮把手机重新揣回兜里。
来都来了……
【阿联酋】
过去两个月，许多持有长期签证或半永久居留许可的人，在完全不知情的情况下，接到了移民局发送的邮件。
邮件标题是“关于协助完成身份信息复核的通知”，正文很客气，开头是“尊敬的先生/女士”，结尾是“感谢您的配合与理解”，中间夹着一个电子身份验证系统的链接。
链接点进去，首先是人脸识别。
系统要求被验证者在摄像头前缓慢转头、眨眼、张嘴，三项动作全部通过后才能进入下一步。
有位住在迪拜码头的华人房产经纪，在客厅里举着手机转了三次头，系统都提示“动作不完整”，他站到落地窗前对着自然光又转了一次，这次通过了。
后来，房产经纪跟朋友说，那两分钟里，他把过去五年在迪拜干过的所有事都想了一遍，没想出任何问题，但手心一直在出汗。
其次是人脸识别后的证件上传环节。
护照、签证页、居留许可证明、最近三个月的水电缴费单或银行对账单，少一样都不行。
系统不会提示“上传失败”，只会一直停留在上传界面，让上传者反复检查自己漏了什么。
某位住在阿布扎比的家庭主妇在这个界面上卡了将近二十分钟：她的电费单是丈夫名下代缴的，系统不认。
她打电话给丈夫，丈夫在电话那头指导她从共享文件夹里翻出最近三个月的银行对账单，上传到第四个月的时候系统终于跳转。
签字环节是最耗时的部分。
系统要求签名者用触控笔或手指在屏幕上直接签署，后台会将该签名与入境时采集的签名进行笔迹比对。
比对不通过，验证自动退回第一步，人脸识别重新来过。
某位基金经理，手写签名的英文部分和七年前入境时留下的那版略有出入……七年了，谁的签名不会变一点呢？
系统退回两次，他调整了第三次，签字的速度放慢到几近临摹才终于通过。
以上验证，均特别针对持大炀护照者，亚裔面孔次之。
如此明显的针对性政策，放在其他任何情形都足以引发外交风波。
但这一次，网上的反应出奇地整齐。
大炀国内的评论区几乎找不到一句反对的声音。
……
迪拜国际机场T3航站楼的入境大厅，排队的人绕了三个弯。
穿白袍的移民官坐在玻璃隔间里，面前摊着一本大炀护照，他已经翻了四遍，却依然无比仔细地对照每一页的出入境章。
玻璃外面站着的，是一位二十出头的年轻人，行李箱上的行李牌还没撕，上面印着“深圳-迪拜”。
年轻人咽了口唾沫，移民官抬起头，用英语问他入境目的，年轻人回答旅游，移民官询问酒店地址，年轻人报了一个，移民官低头在系统里查了一下，拿起旁边的电话，拨了个内线号码，说了几句阿拉伯语。
三分钟后，两个穿深蓝制服的警察走过来，把年轻人请到了旁边的办公室。
办公室的门关上的时候，年轻人回头看了一眼，那个移民官开始翻下一本护照。
办公室里已经坐了七八个人，都是东亚面孔。
讯问室不大，一张金属桌子，三把椅子，墙上挂着一台静音的液晶屏幕，循环播放着用四种语言写的权利告知书。
桌子对面坐着两个人，一个穿白袍的移民局调查官，一个穿深蓝制服的迪拜警方案件负责人。
翻译坐在侧面，面前摊着一本便签簿。
“姓名？”
“辜照。”年轻人说。
调查官把护照放在桌上，没有急着翻：“隋先生，你以前来过阿联酋吗？”
“来过。”
“几次？”
“两次。”
“最近一次是什么时候？”
“三个月前。”
调查官打开系统，屏幕上跳出辜照的出入境记录：过去两年内入境阿联酋三次。
第一次是前年，停留七天，申报目的为旅游。
第二次是去年，停留十四天，申报目的为商务考察。
第三次是三个月前，停留十一天，申报目的仍为商务考察。
三次入境，三次按时离境，单看记录没有任何违规之处。
问题出在基站数据上。
阿联酋最近一轮紧急核查，将过去两年内所有持大炀护照入境人员的手机基站数据，与出入境申报信息做了交叉比对。
系统自动标出“手机信号长期停留在申报地点以外区域”的记录。
辜照最近一次入境的那十一天里，申报的住宿地点是迪拜国际城，但手机信号有九天集中在沙迦工业区。
这个偏差值在系统里亮了一盏红灯。
调查官把屏幕转过去给他看。
“隋先生，方便解释一下吗？”
辜照盯着屏幕上的红色标记，嘴唇动了动：“我……我在那边有个朋友。”
“朋友叫什么名字？”
“……阿卜杜拉。”
“阿卜杜拉姓什么？”
“……就是阿卜杜拉，我们都这么叫他。”
调查官没有追问名字，换了个方向：“你在沙迦工业区具体做什么？”
“就是……玩……他带我转转。”
“转了九天。”
“对……”
调查官翻开系统里另一份数据，那是三个月前沙迦工业区基站记录里，和辜照的手机号码在同一时段、同一基站下频繁同时出现的几个号码。
其中三个号码已经被阿联酋警方标记为“已知电诈窝点联系人”，其中两个号码的机主，半个月前在哈伊马角的别墅里被抓获。
“你的朋友阿卜杜拉，”调查官把那份名单放在桌上，“他的号码是哪一个？”
辜照低头看着那几行数字，没有伸手去指。
他沉默了很久，久到翻译把笔放下，抬头看他。
“辜先生，您在看吗？”
“……我想喝水。”
水拿来了。
辜照喝了一口，把纸杯放在桌上，双手捧着。
调查官把名单收起来，从档案袋里又抽出一页纸。
这是一份通话记录。
三个月前的某一天，一个打给国内的号码，通话时长接近一小时，主叫方正是辜照手机里存的“阿卜杜拉”。
调查官把记录放在辜照面前，手指点在“阿卜杜拉”的号码上。
“这个号码打出去的每一通电话，内容我们都已经调取过了。需要我放给你听吗？”
辜照捧着纸杯的手不动了。
“你的这个朋友，在电话里跟国内的人说，他手底下有四个操盘手，其中一个刚来，还不太熟练，但人很听话。电话里提到的那个新人的入境日期，和你三个月前入境阿联酋的日期是同一天。”
“带下去，转入候审拘留中心，准备指控。”
……
拘留中心。
这座沙漠边缘的灰白色建筑群已经装不下更多人了。
三号监区的走廊里临时加了一排折叠床，从左墙根一直排到右墙根，每张床之间的间距窄到只能侧身通过。
折叠床上躺着的人，有的蒙着毯子一动不动，只能从毯子边缘露出一截脚踝和脚踝上的电子监控环；有的坐在床沿上，抱着膝盖，盯着对面墙上的水渍发呆；有的刚被送进来，还穿着进来时的便服。
角落里有个中年男人，戴着眼镜，文质彬彬，正在用英语跟看守交涉，说自己是合法商人，护照上有三年内的多次入境记录，公司注册在迪拜自贸区，有实体办公室。
看守低头看了一眼他手上的拘留登记表，表格的“罪名”一栏里用阿拉伯语和英语写着“电信诈骗”，下面备注栏里还有一行手写的补充：“负责话术培训，专攻四十至六十五岁女性受害者。”
看守看完，把登记表翻过来面朝下扣在桌上，走了。
中年男人站在原地，嘴唇还在动，但已经没有人在听了。
……
联邦初审法院。
三号法庭的旁听席上空着大半，前两排坐了十几个穿正装的人，有的在翻文件，有的在便签簿上记着什么。
这些人不是什么记者，绝大多数情况下，阿联酋的法庭同样不允许随意拍摄，他们是内政部、移民局和几个使馆派来的旁听代表。
两分钟左右，主审法官入席，法警将侧门推开，四名被告人被依次带入被告席。